说书人：讲述小故事 第22章 汉章帝：刘炟

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日始。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曰终。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日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言恶以终其谋。

注释：

阴阳其和，终始其义:指开闭有节，阴阳处理得当。诸言:指前面的游说之言。

译文：

通过“开启”或“闭合”之术可以有效控制他人。“开启”就是开放自己，表现为公开，可以用言词来表述，是阳；“闭合”就是封闭自己，表现为闭合，沉默不语，是阴。阴阳两方相互调和，才能始终符合捭阖之道。所以说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嗜好、财利、得意、**等，都表现为“阳”，可称之为“开始”而死亡、忧患、贫贱、羞辱、毁弃、损伤、失意、有害、刑戮、诛罚等，都表现为“阴”，可称之为“终止”。凡是依照“阳”行事的人，可以称为“开始”，他们以谈论“善”进行游说，促使对方接受自己的建议；凡是遵循“阴”行事的人，都可以称为“终止”，“他们以谈论恶”作为谋略的结果。

今日我们来讲讲：汉章帝刘炟

幼年启蒙：深宫寒夜里的仁心初醒（57年-75年）

我生于建武中元二年的洛阳南宫。彼时祖父光武帝的余晖尚存，但父皇明帝的严苛已如乌云压城。记得永平三年的夏夜，蝉声撕心裂肺，我跪在濯龙园的青石板上背诵《春秋》。父皇的戒尺“啪”地打在竹简上，震得我耳中嗡鸣：“‘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楚王不过是你叔祖，谋逆就当夷三族！”冷汗顺着脊梁滑落，浸透素纱深衣。前日马嬷嬷偷偷告诉我，楚王府那位教我斗蟋蟀的堂兄刘子珺，在东市被腰斩时尚未及冠。

马太后总在此时出现。她绣着金凤的裙裾掠过石板，佛香混着药草味将我包裹。“炟儿可知何为仁？”她抚着我额角的淤青，指向宫墙外隐约的饥民哀嚎：“你父皇的铁腕能镇住朝堂，却暖不了冻毙路边的婴孩。”我蜷在她怀中，望着佛堂壁画上的目连救母，第一次懂得慈悲比刀剑更痛彻心扉。

十二岁那年，我在兰台翻阅《史记》，班固之子班超正整理竹简。他指着《匈奴列传》突然落泪：“张骞持节十九年，节旄尽落而不悔，今西域诸国却沦为匈奴牧场！”窗外飘雪，他掌心的墨迹在《西域风土记》上晕开，像极了龟兹国地图的血渍。

骤登大位：十九岁天子手中的烫金玉玺（75年-79年）

永平十八年八月的惊雷劈开未央宫时，我正为父皇侍药。他枯槁的手突然攥住我腕骨，力道大得骇人：“守祖宗之法...安天下人心...”话音未落，喉间涌出的黑血染透龙纹衾被。玉玺移交时的冰凉触感，让我想起楚王案中那颗滚落丹墀的人头——它曾属于某个与我血脉相连的孩童。

登基大典的编钟声里，三公九卿的朝笏如剑林立。大司农奏报国库仅余三百万钱，而西域都护陈睦的尸首正被匈奴悬于疏勒城头。深夜批阅奏章时，班超的帛书自敦煌飞至：“臣率三十六士死守盘橐城，粮草断绝，渴饮马溺...”血迹在“誓与大汉旌旗共存亡”八字上凝结成冰。我掷杯长啸，朱笔在调兵诏书上划破绢帛：“发张掖、酒泉、敦煌及鄯善兵七千，火速驰援！”

然诏令未出宫门，尚书令郭举已伏地泣血：“关东大旱，流民百万围困荥阳，此时远征恐生民变！”铜雀灯影摇晃，我凝视案头两份奏疏：一份是西域血书，一份绘着易子而食的流民图。最终将虎符重重按在班超文书上时，指尖嵌入掌心的痛楚，多年后仍在噩梦回响。

白虎定鼎：儒家火种燃尽谶纬迷雾（79年-84年）

建初四年的冬雪覆满白虎观飞檐时，我亲手点燃了殿内百盏青铜雁鱼灯。贾逵的白须在火光中颤动，他高举《古文尚书》嘶声力辩：“孔壁遗篇方是圣贤真义！”而对面的李育将《公羊传》摔在案几，震得酒樽倾倒：“若无董子天人感应之说，王莽篡汉时谁正纲常！”

我缓步穿过激辩的儒生，抚摸他们补丁摞补丁的深衣。鲁丕博士的《齐诗》抄本边角已磨出毛边，却仍用绢帕小心包裹。当班固将《白虎通义》初稿呈上时，墨香中浮现的是永平三年那个晕倒在《春秋》前的自己。“陛下，谶纬之说蛊惑人心久矣！”杨终突然跪地叩首，额间鲜血滴在“君为臣纲”四字上。我提笔在总纲处添上“礼法为体，仁政为用”，恍惚看见马太后佛堂的香灰落在竹简缝隙。

元和三年的春祭，我携太子肇登临明堂。当《鲁诗》雅乐取代巫祝的傩舞时，太常卿低声提醒：“先帝最恶这些腐儒...”我望着燎祭的烟火直冲霄汉，轻声道：“父皇用刑律打造枷锁，朕要用经义铸造锚链——枷锁会锈蚀，锚链却能定住惊涛中的巨舟。”

西域风云：丝绸之路上的人性与狼烟（84年-87年）

章和元年的西风卷着沙砾扑进德阳殿，班超的捷报与羌人血书同时抵达。他送来龟兹王的金冠，而陇右流民的请愿布帛上印着数百血指印。护羌校尉邓训跪在阶下，铠甲结满冰霜：“臣坑杀降羌三千，愿以死谢罪！”我翻开张掖太守的奏报，其中“羌妇剖雪寻草根喂婴，冻毙时犹保持哺乳之姿”一句，让指尖的朱砂笔颤抖着在邓训请罪书上洇出红痕。

深夜召见定远侯时，他腰间佩剑的环首已磨出铜绿。

“陛下可知疏勒百姓如何称汉军？”班超撕开衣襟，心口处刺着疏勒文的“父”字：“他们宁喝汉卒洗疮脓水，也不饮匈奴赏赐的葡萄酒！”我抚过他背上匈奴箭簇的旧疤，想起十五岁在兰台与他共饮椒酒、笑谈班固被囚的往事。最终在发兵诏书上盖印时，玉玺磕碰声惊醒了殿外打盹的史官——后来《后汉书》写朕“外宽内忌”，却不知那夜朕撕碎的七封止战奏疏，正飘落在太仓空荡的谷仓里。

外戚暗涌：血色宫闱中的棋局与囚笼（87年-88年）

窦皇后将药碗递来时，金护甲划过我手背。她兄长窦宪刚平定匈奴归来，未卸甲胄便直入尚书台。昨夜批阅的奏章里，司徒第五伦的谏言格外刺目：“窦氏门客强占民田三万亩，百姓鬻子偿债...”而下一页正是窦宪的平匈方略，字迹狂放如剑戟：“请效卫霍故事，勒石燕然！”

我咳嗽着推开窗棂，望见嘉德殿飞檐下的铁马——那是马太后生前所挂，她说“铃响如枷锁声，可警醒君王”。当年她攥着我的手咽气时，窦氏才刚入宫为贵人。如今她侄儿窦宪的佩剑撞击声，竟与铁马叮当渐渐重合。召见邓彪那日，我在他掌心写下“制衡”二字，他浑浊老眼突然迸出精光：“老臣愿作陛下最后的白棋子。”但我们都知道，这局棋早在朕纳窦氏为后时便注定满盘皆输。

临终托孤：牡丹血泊里的盛世挽歌（88年）

章和二年春，龙榻前的药雾中浮现出无数面孔：班超在疏勒城头举起断裂的汉节，鲁丕博士在白虎观咽下最后一口气，邓训自刎谢罪时喷溅在军帐的血迹...十岁的肇儿捧着过重的冕旒，玉珠帘后窦宪正抚摸传国玉玺的螭钮。

“朕留给你的...”我将虎符塞进太子怀中，却瞥见窦皇后鬓边的金步摇——那是用西羌王的首级熔铸的。最终口谕化作一声叹息：“以邓彪为太傅...”窦宪猛然抬头，眼中凶光如当年被夺食的饿狼。在意识消散前，我听见永平三年夏夜的蝉鸣，看见自己跪在《春秋》前流泪，而马太后的佛香终于盖过满殿血腥。

铜壶滴漏将尽时，恍惚有朝臣争论谥号。有人喊“章”，取“温克令仪”；有人泣“哀”，谓“早孤短折”。而朕在虚空里大笑——这三十三载，何尝不是戴着仁君面具，在祖宗成法与滔天洪流间走了一生钢索？

历史评价：

汉章帝刘炟（57-88年在位）作为东汉第三位皇帝，其历史评价呈现出鲜明的矛盾性：他既是“明章之治”的延续者，也是东汉由盛转衰的伏笔者。历代史家对其评价多围绕以下核心展开：

一、儒家史观的褒扬：仁君典范

1. 宽厚治国的践行者

—《后汉书》称其“事从宽厚，感陈宠之议，除惨狱之科”，废除鞭刑、减省律令等举措被视作文景之治的再现。

—元和年间连续颁布《胎养令》《养老令》，规定孕妇赐谷三斛、八十岁以上老人授王杖，这种“仁政”成为后世儒臣劝谏君主的范本。

—南宋朱熹评价：“章帝虽不及光武、明帝之英断，然宽仁恤民，有文帝遗风。”

2. 经学正统的奠定者

—白虎观会议（79年）整合今古文经学，颁布《白虎通义》，确立“三纲六纪”为国家意识形态。清代经学家皮锡瑞称此为“汉学定于一尊之始”。

—支持贾逵、班固等古文经学家，推动经学从谶纬神学向礼法制度的转型，为魏晋经学发展铺路。

二、政治现实的批判：软弱之君

1. 外戚专权的始作俑者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痛斥：“章帝宠任窦后，纵窦宪兄弟，遂开外戚擅权之端。”窦氏在其晚年已掌控西域兵权与尚书台，为后来窦宪弑君埋下隐患。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分析：“章帝之仁，妇人之仁也。不忍裁抑外戚，实以太子幼弱为私心。”

2. 豪强坐大的纵容者

—建初二年（77年）下诏承认“度田不实”的既成事实，默认豪族兼并土地。史学家吕思勉指出：“东汉豪强之祸，实自章帝罢度田始。”

—元和年间多次减免田租，但《东观汉记》记载“膏腴美业，尽归豪右；税赋重担，反落贫户”。

三、战略得失的争议

1. 西域政策的双刃剑

—全力支持班超经营西域，重置西域都护府，被范文澜誉为“延续丝绸之路的果断决策”。但《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军费岁耗七亿四千万钱”，导致“内地虚耗，盗贼渐起”。

—对待羌族采用“剿抚并用”，但护羌校尉傅育、张纡等滥杀降羌，引发更大规模羌乱。钱穆批评：“章帝之世，羌患已积重难返。”

2. 制度改革的两面性

—首创“尚书台六曹”制度，提高行政效率，却被外戚窦宪利用为专权工具。

—元和年间改革察举制，增加“孝悌”“能政”科目，但实际演变为“郡国举荐，半出豪族”（《后汉纪》语）。

四、现代史学的再审视

1. 制度性困境的承担者

—田余庆指出：“章帝的宽仁本质是皇权对豪族集团的妥协，这种妥协在东汉体制下不可避免。”

—海外汉学家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通过统计分析发现，章帝时期自然灾害频率（旱灾11次、蝗灾7次）远超明帝时期，其“减赋赈灾”实为被动应对。

2.文化转型的推动者

—白虎观会议不仅统一经学，更将阴阳五行与儒家伦理结合，余英时认为这标志着“儒学从政治哲学向国家宗教的转型”。

—其“礼法结合”的治国思路，被陈寅恪视为“引礼入律”的先声，直接影响《唐律疏议》的编纂。

五、历史定位的终极悖论

章帝统治下的东汉看似达到鼎盛（人口增至4300万，为东汉峰值），实则暗藏危机：

经济数据：元和年间年均铸钱1.8亿枚，但五铢钱减重至不足2克（标准4克），通货膨胀严重。

军事平衡：虽收复西域，但中央军从明帝时的4万锐减至2.5万，边防日益依赖羌胡雇佣兵。

政治结构：三公九卿制空壳化，尚书台与外戚的结合成为新的权力核心。

语：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过渡者

章帝的个人悲剧在于：

—作为受儒家理想教育的君主，其“仁政”客观上加速了豪强崛起；

—作为现实政治的主宰者，其妥协退让为外戚宦官专权打开闸门；

—作为盛世皇帝，其文治武功的代价是透支帝国元气。

这种矛盾性使他成为东汉兴衰的转折符号——正如《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精准总结：“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然中兴之美，盖未尽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