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1990：江城造物主 第2章 寒潮预警里的商机

汉正街的清晨总是裹着柴油与芝麻酱的浑浊气味。我蹲在“老王针织“的招牌下，看着铁栅栏卷帘门一寸寸升起，露出里面码成小山的尼龙袜包装箱。塑料薄膜在晨光里泛着彩虹色的油光，像极了昨夜散落一地的磁带外壳。

“后生仔，这么早？“老王趿拉着塑料拖鞋走出来，裤腰上挂着的钥匙串叮当作响。他脖子上还留着枕头的压痕，显然是被我急促的敲门声从被窝里拽出来的。

我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指，呵出的白气在镜片上凝成霜花。1990年的武汉冬天比记忆里更刺骨，毛衣袖口已经起球的毛线根本挡不住汉江流域特有的湿冷。

“王叔，您家库存的尼龙袜我全要了。“

老王正在点烟的手顿了顿，火柴烧到指尖才猛地甩开。他眯起眼睛打量我，目光像把锈迹斑斑的刮刀，试图从我脸上刮出些端倪。“五千双？你晓得现在尼龙袜进价多少不？“

“国营商店零售价四块八，汉正街批发价三块二。“我踢开脚边的碎冰，露出水泥地上用粉笔写的算式，“按五日后每双四块五的行情，我能给您留三成利。“

卷帘门突然被重重砸响。老王身后冒出个穿红棉袄的年轻女人，手里攥着的收音机正滋滋啦啦播报天气：“武汉中心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将持续晴好，最高气温...“

我伸手关掉了收音机。塑料旋钮上还沾着女人的护手霜，油腻的触感让我想起上辈子第一次摸到液晶屏的触觉。

“三天后会有寒潮。“我压低声音，柜台玻璃映出自己年轻得过分的脸，“零下八度，江面结冰，武胜路天桥冻裂七处水管。“

老王突然剧烈咳嗽起来，烟头掉在堆积如山的尼龙袜上。红棉袄女人慌忙拍打，腾起的化纤焦糊味里，我看见他浑浊的眼球里闪过一丝惊惶。

“你爸刚因为倒卖磁带进去，“老王用鞋底碾灭火星，意有所指地瞟向街尾派出所方向，“投机倒把罪可不止五千块的事。“

我笑了。这年头的天气预报确实是国家机密，但1990年1月那场让长江航运瘫痪的寒潮，在三十五年后的互联网上连小学生都能查到详细资料。记忆宫殿里调出的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1月6日清晨，武汉实测温度零下18.4c。

“不是天气预报。“我从怀里掏出母亲缝在棉袄内衬的存折，封皮上还带着体温，“这是汉正街信用社的活期存折，抵押祖宅贷的两万块。“手指点在“谢宏斌“三个钢笔字上，墨水已经洇开了纤维，“我父亲的名字，您应该认得。“

老王的手指在算盘上无意识地滑动，檀木珠子碰撞声里，我注意到柜台角落摆着张泛黄的三好学生奖状。“您儿子在二中念书？“我突然转移话题，“听说他们下周要去东湖冬泳。“

红棉袄女人猛地抬头。这个年代还没有素质教育说法，但重点中学的集体活动向来是政治任务。老王腮帮子上的咬肌鼓了鼓，突然转身从铁皮柜里扯出本皱巴巴的账本。

“五千双可以赊给你。“他撕下张印着红线的单据，圆珠笔尖戳破纸张的力道暴露了内心震动，“但五天后要是没寒潮...“

“您直接报警说我诈骗。“我在欠条上按下手印，红色印泥像团凝固的血迹，“对了，劳驾您找辆三轮车。“指了指门外正在卸货的农民工，“就那位大哥的车，我加五块钱运费。“

正午的太阳晒化了屋檐冰棱，水滴在尼龙袜包装箱上敲出细密的鼓点。我蹲在汉正街百货大楼背风的角落，看张铁柱把最后一箱货码上三轮车。这个后来为我挡刀致残的汉子，此刻还是个靠力气吃饭的普通挑夫。

“小谢老板，运去哪？“他用毛巾抹着脖子上的汗，军用水壶在阳光下泛着铝光。我注意到他右手缺了截小指，那是上辈子直到血战罗湖口岸那晚才发现的细节。

“江汉路步行街口，挨着老通城豆皮的那排铁皮棚。“我递给他半包游泳牌香烟，这是早上从母亲抽屉里顺的，“柱子哥当过兵？“

张铁柱浑身肌肉瞬间绷紧。这个反应验证了我的猜测——上辈子他临终前说的“云南前线“不是醉话。1989年退伍兵安置是个敏感话题，但也是最好用的刀。

“运输队还缺个调度。“我装作没看见他警惕的眼神，把写有地址的纸条塞进他口袋，“月薪一百二，管饭。“

三轮车吱呀呀碾过积雪时，我摸出兜里最后的五块钱买了碗藕汤。摊主老刘的收音机正在重播早间新闻：“苏联宣布向罗马尼亚派遣空降部队...“汤勺搅动的阴影里，浮油聚成破碎的铁幕地图。

三天后的凌晨四点，我被冻醒了。

棚顶铁皮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寒风从每个缝隙往里灌。母亲蜷缩在隔壁床铺，盖着三床棉被依然瑟瑟发抖。我轻手轻脚摸到窗边，呵气化开的冰霜下，汉正街变成了惨白的冰川。

温度计显示零下十九度。

套上军大衣冲出门时，冰碴在睫毛上结了霜。江汉路口的铁皮棚前已经排起长队，队伍里跺脚取暖的声音像机枪扫射。张铁柱正用铁锹砸开冻住的门锁，呼出的白气在眉梢凝成冰晶。

“排队购买！每人限购五双！“我跳上三轮车大喊，声音被寒风撕成碎片。人群爆发出欢呼，有个穿呢子大衣的女人直接往我手里塞了把外汇券。

尼龙袜包装箱拆开的瞬间，化纤的味道混着白雾喷涌而出。定价牌上的“4.5元“被冻得发蓝，这在1990年相当于两斤猪肉的价钱。但此刻，它是抵御严寒的护身符。

“小谢老板真神了！“张铁柱边收钱边嘀咕，纸币在他手套上结了一层冰壳。我数钱的手指已经失去知觉，却清晰记得上辈子看过报道：这天武汉冻死十七个露宿者，长江大桥的冰棱砸穿了轮渡的顶棚。

到中午十二点，五千双袜子只剩三百双。我抽出一叠十元钞塞给张铁柱：“去老王针织把货款结了。“剩下的钱正好能装满母亲缝的帆布包，约莫一万二——按1990年物价，相当于普通工人二十年工资。

张铁柱的背影消失在雪幕中时，我摸到军大衣内袋里硬邦邦的东西。那是昨晚准备的三角刮刀，用胶布缠住了刀柄防滑。上辈子金融圈的生存法则告诉我：第一桶金往往带着血腥味。

寒潮第三天，收音机里终于发布低温预警。我站在铁皮棚顶上眺望长江方向，冰封的江面像块巨大的磨砂玻璃。明天太阳出来时，冰层会碎裂成千万把刀子——就像即将到来的九十年代，美丽而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