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叶在文学上有影响的另一位作家是司马相如(前179—前118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景帝时,作武常侍。后被免官,到梁国去,写了《子虚赋》。
汉武帝读了《子虚赋》,很欣赏,受到召见后又写了《上林赋》,在朝廷获得一个官职。在汉武帝授意下,先后写了《谕巴蜀檄》和《难蜀父老》,对收服巴蜀,通西南出过力。
之后失意了,对汉武帝和现实有所不满,常称疾闲居。他的散文写得很苍劲,具有明显的西汉散文特色,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辞赋。
他的赋主要描写帝王贵族田猎等盛况,虽然社会意义不大,但客观上反映了一个时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文化成就,他对自然景物之美描写得也很好,而且在作品末尾加进反对奢侈**的道理,增强了其思想性。
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对云梦的描写(节选):
“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茀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琨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玞。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芎藭昌蒲。茳蓠麋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
这里写“其山”、“其土”、“其东”、“其南”……,都着重描绘,读起来浑朴自然。李白读了《子虚赋》,羡慕云梦的景色,就隐居安陆(今湖北安陆县北),显然是被司马相如的一些描写所吸引了的。
司马相如保存下来的赋还有《长门赋》、《美人赋》和《大人赋》等。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模拟宋玉的赋而又有所发展,在“赋”这种文学体裁的发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
和司马相如同时的比较重要的作家,还有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阳信)人。善诙谐,言词敏捷。
常常在武帝面前滑稽调笑取乐,武帝把他当作俳优看待。他在宫廷中的地位是一个是“弄臣”,但在政治上也有一些正义感。
汉武帝要起上林苑,东方朔进谏,认为这是“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
东方朔因为在政治上没有得到重视,就写了一篇散文赋《答客难》,说生在汉武帝大统一的时代,虽有才能也无处施展,因此“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实际是发泄了他的牢骚。这篇散文赋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对后人发生了影响。
此外,他的《非有先生论》,假托有一个非有先生,在吴国作官,三年“默然无言”,吴王问他,他乘机用一些在昏暗朝廷中谏诤遇祸的历史故事,启发吴王,促使他在政治上作了一些改革。
篇中几个“谈何容易”,意味深长地引出作者的感概万端,是传神之笔。这是一篇较好的散文。
东方朔一方面在政治上有他的一些正义感和牢骚,一方面却是玩世不恭的“滑稽之雄”。因此,他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的很多,都是集中地表现了他的“滑稽”的一方面。
《汉书:东方朔传》说“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这就是说东方朔在汉朝曾经成为民间传说中一个箭垛式的人物。
汉武帝时代的一群作家凋谢后,数十年间比较重要的作家有王褒。字子渊,蜀郡资中(今四川资阳县北)人。宣帝欲提倡歌诗音律,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宣帝召见,叫他作《圣主得贤臣颂》。
《圣主得贤臣颂》是王褒散文的代表作,和他的另一篇散文《四子讲德论》都是歌颂当时朝廷的作品,而文采都很富丽。
《圣主得贤臣颂》尤讲求字句锤炼,如其中用良御御骏马,来比喻圣主得贤臣:“纵驰骋骛,忽如景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周流八极,万里壹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
音节急促而又形象生动,令人好像闻到和见到马蹄的迅疾。
《洞箫赋》也是他有名的作品,前面写“箫干之所生”,写出了竹林中的景物;后面写箫声的动人,用力描绘,作了许多夸张。这是一篇很早的描写音乐的赋,对后来有影响。
王褒的《僮约》是用当时口语写的,一篇赋体的游戏文字,它写当时地主家内,奴隶的具体劳动生活,很详细,文笔生动简洁,但作者是以嘲弄的态度,来写劳动人民的,所以它的思想内容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