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80：我的文艺人生 642 现实主义小说冲击波

“哎呀，安亿姐，你千万可别这么说，这话让我感到惭愧。”余桦赶忙说道：“当年你去作协的讲习班学习，我还在卫生院当牙医呢，你让我高不可攀。”

方明华听了呵呵一笑：“你们俩斗什么嘴？安亿姐，你羡慕余桦啥？我听说你现在不是在写一个长篇吗？没准将来和余桦的《活着》一样火。”

“哎谁知道呢，现在文学环境不像八十年代了，你看现在每年出版那么多长篇，像你的《钢的琴》余桦的《活着》这样的爆火的有几本？

王安依说的没错。

九零年代的出版长篇远比八十年代多，从客观上讲，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帮作家们，经过八十年代文学黄金年代的熏陶和中短篇的写作尝试，个人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

到了九十年代纷纷转向长篇写作，可惜的是社会大环境变了，文学已经开始不吃香了。像八十年代人们排队疯狂购买书籍的现象逐渐远去。

真正爆火的，让普通读者所认知文学作品像《白鹿原》《废都》《活着》等屈指可数，大部分出版后就束之高阁。

但王安依正在创作的这本不一样啊。

那是将要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

现在看到王安依叹气，方明华笑着开玩笑的口气说道：

“安亿姐，如果你写的这个长篇出版后火了，获得什么茅盾奖之类，我和余桦来申城找你，你要请客！”

“行，真如你说的那样，我带你们俩爬东方明珠塔！”

申城的东方明珠塔今年才刚刚建好，立刻成了申城的一道新景观，慕名而来的游客很多，王安忆自己还没爬过也很新奇。

只是让她没想到的是，后来爬的次数多的都吐了，就像方明华爬大雁塔似的。

会议是第二天早上在饭店的会议室举行，方明华看了看四周参会人员，也就三十来人，规模显得有点寒酸。

除了余桦、王安依，还来了蒋子龙、张洁这些早已成名的作家，别的他都不认识，几个作家名字他倒是听过。

何申、关仁山、陆天明不过作家现在都不怎么出名。

其实，这年头专注于当前社会现实问题的作家并不多，要么就是像池莉、刘恒的新写实，要么就是陈中时、刘振云等的新历史。

当然，文坛上还有个另类——王硕的痞子文学。

还有一个王小波。

不过大家讨论还是很热烈的，会场里也没有设置主席台，大家围着一圈圆桌，各抒己见。

作为这次讨论会主持人的赵本夫指出：“进入九十年代后，社会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农民工进城、国企改革、工人下岗.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过程及其面临的问题与冲突，社会各个角落的**现象，这些都值得我们这些作家去关注，要具有忧患意、时代意识.写出能真正反映现实的作品。

赵本夫讲着，方明华认真听着，他现在已经知道赵本夫指的的是什么。

在没来到这时代之前，方明华在大学里学过《中国文学当代史》，知道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坛上又流行一种文学作品类型：新现实主义。

这些作品有个共同特点把视点移向普通工人、农民以及城镇居民等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以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快速分层时期所产生的困惑与难题为主要叙述线索，具有浓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冲击了当时的文坛。

后来人们把这个现象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

代表作品有谈歌《大厂》《车间》《天下荒年》何申《信访办主任》关仁山《大雪无乡》《九月还乡》周梅森《绝对权力》陆天明《苍天在上》等等，当然这些都没问世。

而现在，正处于这股“冲击波”的前夜。而方明华写的《钢的琴》无疑是黎明前夕那颗启明星。

作为此类作品的先行者时任天津作协主席的蒋子龙首先发言，讲了十年前他创作的《乔厂长上任记》创作过程。

张洁也即席发言，讲了自己获得茅奖作品《沉重的翅膀》，并且特意指出：

“无论是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还是我写的《沉重的翅膀》都是描述改革初期的事，但是经过这十多年的发展，社会的复杂性、矛盾的尖锐性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这些都是改革初期无法比拟的，这自然会反应到文学作品上，这一点明华同志的《钢的琴》写的就非常好。”

等张洁发言完，赵本夫就看着坐在对面的方明华：“明华，既然张洁提到你的写的那本书，你就先讲几句？”

“那行，我就说几句。”

和其他同志一样，方明华首先讲了背景，讲到和父亲去东北奔丧那十多天里所看到的企业、工人面临的一系列严峻问题。

“我当时就想，我们作为作家有责任有义务写出来，就如刚才赵主编所说的具有忧患意识，而这也是“五四”问题关注现实、关注底层的精神传统。”

“《乔厂长上任记》《新星》，《沉重的翅膀》以及《平凡的世界》等等这些无一例外指向当下人们的生活。”

“我们可以把这类称之为新现实主义或者新现实。”方明华说道。

新现实！

这是与会作家们听到的一个新鲜名词。

“我觉得明华这个叫法很对！”插话的是蒋子龙，正拿着笔认真记着笔记，听到这话抬起头打断了方明华的发言：

“现实主义历来是作家们的创作重点，但不可否认的是，最近这十年多年来有所忽略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各种文学类型层出不穷，作家们的目光往往投向过去甚至国外，但却忽视当下，脚下这块土地，现在是该重视的时候到了！“

“蒋主席说的有道理，现实这一块绝对不能丢。”

“作家不能只沉湎于个人思想，更应该注重现实！”

大家都纷纷议论起来。

在座的大部分是创作现实主义作品的作者，这些年文坛现实主义作品不算吃香，流行的是以先锋类文学为典型代表的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作品。

“天下苦先锋主义久矣”蒋子龙的发言说出了大家心声。

这时候，又有人站起来说道：“方主席，我记得八七年左右，你针对当时社文坛上池莉、刘恒等人创作的，提出了新写实这个说法，现在又提出新现实，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说话的是一名中年男人，叫何申，也是那部《信访办主任》作者。九十年代冀省三驾马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