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南明痛史，老朱气疯了！ 第95章 末成功的郑李会师

自从永历六年开始，郑成功与李定国二人已然成为了明末时期坚决抵抗清军入侵的两位杰出人物。

南明自从南京被侵占（公元 1645 年）之后，一段南明的历史进程，大致可以说是由粤西地区、滇黔之地以及海上的三条支柱共同支撑起来的。

其中，粤西地区的失败相对较早一些，永历四年（公元 1650 年）时，大顺军的残部如李来亨等人便从粤西撤退至川、湖两地，而两粤及湖广一带都被清军占领。

至此，能够继续与清朝对抗的主力军，只剩下了滇黔地区和海上的这两支力量。到了永历六年，大西军的残部李定国、刘文秀等人从滇黔地区分别出兵，接连攻克了广西、湖南的所有领土，还占据了四川、江西的大部分区域以及广东的一部分土地，使得西南各省连接成了一个整体。自此，西南地区抗击清朝的领导权力，逐渐被李定国所掌控。

与此同时，在波澜壮阔的海面上，抗清的领导权被紧紧握在了郑成功手中。自从郑芝龙投降清朝之后，郑成功就接过了这个重任。他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信念，成为了海上抗清的核心人物。

在遥远的西南地区，西宁王李定国也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他与郑成功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永历年间西南和东南抗清的两座坚实支柱。尽管彼此相距甚远，但他们通过频繁的信使往来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相约结为亲家。这种合作关系使得他们能够协同作战，以有限的力量支撑起了西南和东南两个战场长达十五年之久。

最终，虽然他们未能实现复国的宏伟目标，但他们坚持抗清斗争的英勇事迹却永远铭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在同一年（公元 1662 年）里，他们都怀着满腔遗憾离开了人世。然而，他们的精神和功绩将永远激励着后人，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典范。

在永历六年（公元 1652 年），李定国率领大军一举攻克桂林之前，他和郑成功虽然都有一些战功，但并不特别显着，因此他们相互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了解。此外，李定国主要活动于云南、贵州一带，而郑成功则活跃在海上，两人之间被粤西地区所隔开，缺乏直接联系的必要性。

然而，自从桂林战役取得胜利后，尤其是当李定国向东进军至肇庆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时，东西两个重要的战场已经紧密相连，这使得双方都开始认识到，寻求领导层的团结协作对于进一步协同对抗清朝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毕竟，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战争的挑战，并确保最终的胜利。这个问题对于整个战局来说变得尤为紧迫，因为它关系到战争的胜负以及国家的命运。

在郑、李的有关交涉中，李定国一直处于主动地位，而郑成功则相对来说比较被动。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源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和面临的条件存在差异。李定国作为孤军远征，前方有劲敌环伺，后方又缺乏支援，形势十分严峻。因此，他必须积极寻求友邻的帮助，寻找突破困境的机会。相比之下，郑成功的处境要好得多。当时，清兵的主力深陷西南地区，无法有效应对海上局势。于是，清朝政府只能采取\"和谈\"的策略来拉拢郑成功。与此同时，郑成功也乐意利用这段时间在海上站稳脚跟。所以，当李定国提出\"会师五羊（广州）\"的请求时，郑成功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

然而，尽管双方的态度有所不同，但郑成功与李定国之间的信使往来却相当频繁。从永历六年（公元 1652 年）到永历十五年（公元 1661 年）的整整十年里，两人几乎每年都保持着联系，甚至有时一年内会有多次沟通。这些频繁的交流表明了双方对彼此的关注以及对共同事业的重视。虽然他们的立场和目标有所不同，但通过持续不断的通信，他们试图协调行动，共同对抗外敌。这种密切的互动反映了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下，各方势力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永历六年十一月（公元1652年12月），李定国成功收复广西的消息传到了海上，同时他还向郑成功发出了会师的邀约。接到消息后的郑成功迅速派遣效用官李景前往广西，与李定国商议会师的具体日期。

（二）永历七年五月（公元1653年6月），李定国有书信送达海上给郑成功，郑成功也及时回了信。

（三）永历八年（公元1654年）秋季来临之际，李定国再次写信给郑成功，请求他出兵共同攻打新会。这封信于当年九月抵达海上。信中的主要内容是希望郑成功能够出兵广东，首先夺取新会，然后再进攻省城广州。李定国要求郑成功务必在十月半之前抵达新会会师。然而，当郑成功收到信件时，已经是十月了。尽管他立即回复了信件，但实际上他出兵的时间已经拖延至十一月初。

在郑李合作当中，新会战役的胜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这场战役取得胜利，那么东西两大战场将会连接在一起，形成统一战线，敌人逐个击破的阴谋将难以得逞，而抗清军各部之间的团结协作也会得到加强；反之，如果这个战役失败了，东西两大战场就会被隔开，我们将无法抵御敌人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破的战术，同时，抗清军内部也可能会出现更多问题。因此，新会战役的胜利或失败对于整个战局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想要取得新会战役的胜利并非完全不可能。那时被困守在广州的清兵数量不过数千人（一说是两万），而且他们多次遭受打击，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新会被围困三个月，饿死的人数已达三分之一，守城敌军自然也难以继续战斗。后来虽然有清兵从远方赶来救援，但他们的兵力与“衡州之役”中的尼堪相比要弱很多。

此时李定国的军队号称有“二十万”人，即便没有郑成功的援助，也不至于会如此惨败，一路不停歇地败退到南宁。但是李定国东进新会时，辗转千里，需要就地筹集粮草，并没有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一开始，他确实能够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但时间久了，粮食和武器供应不足，最终导致了新会战役的失败。

（四）永历九年五月（1655年6月），海上援粤水师林察等回闽，郑成功得悉援师失期，李定国兵败新会，在给李定国的回信中深自懊悔。他表示自己对于未能及时援助感到非常遗憾，并对李定国的困境深感痛心。

前文已述，清兵渡江之后，南明政权面临崩溃局面，但依然有粤西、滇黔和海上三条线作为最后的支撑。当粤西战事激烈时，滇黔和海上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并得以发展壮大；而当西南战局紧张时，海上势力则趁机攻占了漳、泉、兴等郡县。面对敌人这种\"东边讲和西边打仗\"的策略，郑成功指挥军队频繁出击，试图打破僵局。

然而，尽管郑成功做出了努力，但局势已经无法逆转。此后两年间，郑军先后在揭阳作战（战败）并两次进入长江流域（同样战败）。尽管如此，从这些行动中我们不难看出，自从经历了新会战役的惨败后，郑成功对于与李定国的合作变得更为主动。这是因为他深知，如果李定国失利，自己将独木难支。

（五）永历十年（1656年）夏天，李定国书致郑成功。这封信长达四百余字，详细叙述了他入滇的经历，以及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他在信中表达了对郑成功的信任和期望，鼓励郑成功坚持不懈地战斗下去，等待他们在长洋会师。由于当时西南和海上的交通已经被切断，往来书信需要通过“土司”或“龙门”转递，因此信件到达海上可能已经是当年冬天或者次年春天了。

（六）永历十一年二月（1657年3月），郑成功收到李定国的来信后，立即回复了一封长信。

郑成功的这封复信，洋洋洒洒长达二百余字。他在信中慷慨激昂地表示：“熏风盛发，指日北向！”并强烈要求李定国立刻出兵，这样双方就可以共同努力，实现“扫清宫阙，会盟畿辅”的目标。

时间来到了九月，郑成功再次向永历皇帝上疏，表示自己打算亲自率领强大的舟师部队，从瓜州和镇江等地发起进攻，并直接夺取金陵城。同时，他也请求朝廷命令李定国和孙可望带领军队从湖南出发，渡过洞庭湖，与自己会合，共同迎接圣驾。

李定国收到消息后，积极响应郑成功的提议。他约定在第二年夏天的时候，双方在南京会师。随后，李定国迅速向荆西地区发出檄文，邀请王光兴和李来亨等人在荆州会面，商讨下一步的行动。他们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够制定出一个全面的战略计划，一举出击，收复失地。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到了永历十五年（公元1661年）秋天，郑成功给李定国写的一封信并没有送到他的手中。当时，李定国的军队已经进入缅甸作战，而这封信却意外地落入了投降清朝的白文选手中。因此，李定国最终没有看到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

在打通西南和海上联络这件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上，诸多事宜皆由李定国率先发起。比如每一次胜利后的捷报传至海边、恳请双方会师共同抗敌以及约定结为姻亲等重要决策，无一不是出自李定国之手。

从当时的局势来看，一方是拥有“国姓”殊荣且实力雄厚的郑氏集团，另一方则被视为“流寇余孽”的李定国所部。前者即便退守亦可自保无虞，而后者却急需外部援助以解燃眉之急。在此种情形下，若想促成二者相识并建立联系，若非李定国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几乎是不可能实现之事。此乃其一。

再者，说到郑成功这个人，平素里就喜爱将自己比作三国时期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性格孤傲自负，与人合作并非易事。他对于合作伙伴往往有着极高的要求和标准，轻易不会放下身段去主动寻求联盟。如此一来，也就只有李定国能够不计前嫌，怀着满腔热忱与诚意，一次次向郑成功伸出友谊之手，努力搭建起双方沟通协作的桥梁。

然而，郑成功尽管同海上的数位抗清宿将例如张名振以及张煌言等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有些不太融洽，但唯独对待李定国时，却是一直青眼有加。从他写给李定国的数封信件之中便可窥知一二，其一信中写道：“恨未能会飞，促膝面罄”，表达了自己急切地想要飞到李定国身边与其当面畅谈一番的愿望；另一封信又言道：“不佞恨不能征帆倏忽，横扫珠江”，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他对李定国深深的钦佩之情以及高涨的热情。

李定国对于郑成功所寄予的期望更是无比殷切的，甚至到死也未曾改变过这份执着。话说那永历十二年（公元 1658 年）的寒冬时节，清兵兵分三路直逼昆明城。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李定国当时力主向东挺进湖南一带。他心中所想乃是，如果此番出征能够获胜，那么云南等地便会重新回到我方手中；即便不幸战败，还能退入交趾境内，召集那里的战船，而后扬帆出海抵达厦门，与延平王郑成功会师共同进军讨伐清军。

总而言之，这两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彼此之间可谓是惺惺相惜、互相倾慕有加。自从相识结缘之后，尽管偶尔也会毫不留情地对方向对方抛出一些犀利而尖锐的批评之语，但他们内心深处始终都怀着对彼此深深的关怀与信任之情。

这份难能可贵的信任，绝非仅仅建立于那寥寥数封书信中的花言巧语之上，而是实实在在地扎根于坚持不懈地抗击清兵入侵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之中。诚如郑成功在他的信函里所言：“尔时腥气，在在而然，所恃血性男子，坚乃心肠（彼时那漫天弥漫着的血腥之气，简直无处不在，令人作呕。所幸有我们这般充满血性的堂堂男子汉，凭借坚定不移的刚强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决心苦苦支撑）。”

只要他们拥有同样坚毅如铁般的心灵，哪怕后来一人最终身死台湾，另一人不幸殒命于滇南之地，然而他们伟大的精神将永远紧密相连，永不磨灭。即便岁月流转、时光荏苒，他们英勇无畏的事迹仍会如同璀璨星辰一般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