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军中马前卒 第三章 未解忆长安

1937年7月7日夜里九点多钟，金陵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徐永昌和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正在长安市派克大厦底层的西式酒吧里面对酌，从建筑装饰风格上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乡村式酒吧，有着低矮的木制天花板和粗糙的橡木横梁，那摇曳的烛光，温暖的啤酒，铁艺的壁炉，还有英国开发的最好的木头家具。

可是这家酒吧老板也善于制造文化拼盘，这里有一个爵士乐队在演奏着美国流行的音乐，啤酒是德国地道的鲜酿。兼容并蓄的原因是派克酒吧的业主是受过英式教育的，而现在的经营者却是几个新从欧洲移民到长安的犹太人经营的，他们其中有人来自慕尼黑。

这地方是俞大维和手下在1934年初来长安的时候发现的，兵工署聚集了一大帮子德意志留学归来砖家，他们无论专业如何，都是德国啤酒的铁粉，而派克大厦的这个酒吧，竟然有从德意志进口的全套酿酒设备，真是大大满足了这帮德粉的胃口。于是从此，兵工署就和派克大厦的长安派克酒店签署了长期协议，这帮德粉们每次到西北出公差就住在这里，这次也不例外，今天他们刚从酒泉回到长安，又入住了派克酒店。

晚饭后俞大维拉着老派的华夏国绅士徐永昌来酒吧里过一把洋荤。

1932年5月，长安派克饭店由四行储蓄会出资建造，设计师是匈牙利著名建筑师邬达克，承建是西北陶馥记营造厂。派克饭店外形类似1920年代美国国国摩天大楼，外立面采用直线条，是现代派表现主义风格与装饰艺术派风格混搭风。建筑共24层，其中地下两层，地面以上22层。在第一、二、三层和14层以巨型圆角玻璃镶贴，显示出强烈的通透感和现代感，这种玻璃幕墙在当时尚无先例。其它楼层采用国产花岗岩及釉面砖作为大楼的外墙贴面。长安派克饭店与1934年12月在上海落成的国际饭店如出一辙，共同分享远东第一高楼的名号。

这一次金陵金陵政府派这二位军事委员会的大员率代表团来访，目的是了解西北的军事、兵工实力，洽谈在未来可能的反侵略战争中，西北边防军与中央军的协调配合计划，也考虑国防工业可能的整合方法。为此，代表团人选之安排也是煞费苦心的，既有刘琨当年进军西北时期的合作伙伴、军界元老徐永昌，也有***绝对信任的同乡、军事高参林蔚，还有少壮有为的俞大维等。

对于金陵政府而言，西北边区即使以习惯了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局面的民国风情而度量，也是够神秘够独特，尤其是西北的军事军工实力，可以说完全是个黑盒子。

西北边区是由刘琨遵照民党前领袖孙逸仙遗嘱，带领黄埔军校教导旅，联合北方的革命势力，组建了建国北伐先遣军，经过一年多奋战后，统一西北而建立的。民党自从北伐后，多年陷入了常、汪、粤、桂各派的内斗，西北边区从不参与其中，只是自己埋头搞建设，对于各失利的派别，也都是善意提供避难所。因此无论哪派掌握实权，都对西北的自治状态默认。

更何况从法理上讲，刘琨主政西北是民党前领袖遗嘱所确定，从人情上讲，各派都欠刘琨的，尤其是***，别的不提，刘琨算是他姻亲，还在***还是蒋志清的时候为他挡了一枪。从实力上讲，西北边防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与苏联是同盟关系，故此金陵政府一直满足于作西北边区表面上的中央，而不去计较西北实际上的独立。

西北边区自己呢，自从1924年起，一直奉行广积粮搞工业不内战的政策，虽然全民全军都进行了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核心价值教育，但是各项抗日战争准备工作都是低调进行的，这是为了不让日本军方对西北产生警惕。1937年前，西北边防区政府的对外（区外包括金陵政府和其他军阀及世界各国）政策可以总结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刘琨很清楚金陵金陵政府那边鱼龙混杂，日本的走狗间谍众多，只要是涉及能源、军工等方面的敏感信息，都是对金陵严格保密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西北的玉门油田，虽然很早就发现了大量石油储备，从1930年代起，基本上垄断了国内的汽柴煤油市场，可是在西北给金陵政府实业部的能源上报统计上，居然无耻地写着年产不到一万吨的原油产量，这简直是把全世界当猴耍，尤其引起了日本帝国情报机关的愤怒。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后来日本人发现很多以美国国石油制成品名义卖给他们的高标号汽油居然是西北石化产品，但这已经是三十年代中后期的发现了，对于日本军方而言，想要采取任何压制西北发展的措施已经太迟。

西北边区的情报安全工作是十分到位的，边区很早就实行了居住证制度，一切区外的华夏民国公民和外籍人士要进入边区必须持有边区认可的机构颁发的边防证，形同异国签证。虽然此举遭到了边区内外媒体一致诟病，但是西北军政公署却借口赈灾和社会福利必需，强制推行。边防证制度实行多年后，才逐渐显露出它的真实目的：日本公民发现这事儿很不对头，他们几乎总是被以种种借口拒绝签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往往被使用最多的借口是西北风沙太大，导致多种流行病，为了日本公民身体健康，不得不拒签。这活说得，好像西北的病菌专门入侵日本人身体似的。看着每年大量前往西北赚钱做生意的美国国和欧罗巴人，日本人莫名愤怒。

总之，在这些措施下，金陵政府对西北的军事、经济情况不甚了解，但是张杨兵变之事后，***迅速转向了**路线，华夏与日本的战争一触即发，面对新的形势，西北军政公署决定改弦更张，公开表明支持抗日的态度，并开始与金陵中央政府全面展开抗战的准备工作。现在华北形势紧张，金陵政府在面临着日本入侵危险的时候，终于望向了西北，想寻求抗战的伙伴，于是刘琨长官下令为金陵政府的军事军工考察提供各方面协助。西北军政副长官邓瑜此时也是甘省省长，由他主陪。陈常捷现在是西北边防军的训练总监，这次他没有去庐山培训，而是与炮兵总监李兴中一起，一起陪同徐永昌们，对西北边防军的战备情况做了详细了解，走访了训练基地、军马场、炮兵学校等战备设施，还观看了一个步兵团的进攻防御演习。

为了满足俞大维署长的强烈要求，邓瑜、李兴中、陈常捷这次带着徐永昌、俞大维率领的金陵军事军工考察团参观了西北第一、第二机械工厂，这是西北边防区为抗战准备的核心兵工企业。该企业由西北开发集团公司下属的西北机械公司投资。西北边区为抗战的工业准备全面有序的，有着完整的配套，一切的工作都是根据西北边区开发设计委员会的长期规划而实行的。

可是西北边区的金融政策则完全不一样，是向农业水利、兴办实业倾斜的。西北发展银行得到了海外爱国侨民财团的支持，从美国国和欧洲调来了大量外汇资金，以此为杠杆，撬动华夏国内的金融资本大量流入西北的工农业建设中去。比如西北的水利建设，就由西北发展银行提供了大量贷款，而且由其出面担保，由西北农业合作社为借贷主体，向全国发行西北农业债，筹集资金，为水利、农机、化肥方面的建设提供资金。西北的铁路、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等的重大建设，也都以债券、股权投资等形式进行融资。

由于西北的各项建设是纯商业化运作，资源独特，项目获利丰厚（以铁路为例，二五计划期间西北铁路营业额持续攀升。），作为担保方的西北发展银行或者西北其他融资平台资产资产丰厚，华夏民国的各银行对西北的债券等金融产品趋之若鹜，北四行就购买了大量的西北电力债、邮电债，这还嫌不过瘾，又斥资在西北开始买地，开发起房地产来。

随着西北的各项实业蒸蒸日上，西北主要城市作为工商运输业枢纽和文化教育金融中心的地位日渐凸显，北四行就很看好韩城开发区、长安、兰州的房地产，问题是西北边区政府真的精得跟猴子一般，他们早就趁西北大旱灾，土地跌到一文不值的时候，实行合作化，把农村地权都归拢到农业合作社名下。至于城市的地权，则利用政府掌握着铁路线路和各项开发规划的机会，提早以低价收购、旧城区改造或者铁路、工矿股票置换的形式，从私人手中巧取豪夺了去。卖地所得款被投入了市政和基础设施建设，西北各城市的面貌得以日新月异地改善。

北四行这样的地产开发商或者业主，只好从西北边区政府手里买地，于是西北边区政府每年的土地拍卖就成了国内大公司们投标竞买的盛宴。比如这派克大厦的地，就是1932年北四行用百万元以上高价从竞争对手手里抢下来的，单价弄得跟上海市租界的地一样贵了。好在西北的经济发展那是杠杠的没话说，派克大厦建成后，无论是酒店、办公楼、公寓楼都是贵客盈门，财源广进，喜得北四行董事们眉开眼笑，据说他们准备再去兰州大展拳脚，那里石化企业扎堆，楼一定更好卖。

俞大维在亲身到长安以前是不敢想象这里居然有如此现代化的西方式的酒店的，他透过玻璃窗，望着华灯初上的日新月异的长安街景。长安电力是充沛的，西北煤炭最早来自韩城开发区附近的矿山，质量又好数量又多，后来又补充了玉门、天水、甘州等煤矿，这里的电力电灯公司也是来自上海市商人投资运营的，西北政府采取鼓励民族工业的政策，像电力这样的公用事业，基本上交给有实力有经验的国内私营股份制企业开发。上海的实业家们既有国际视野和现代企业运作经验，又能享受到西北扶持民族工业的各项优惠政策，成为了西北现代工业的奠基群体主力军。

有了上海的供电经验，长安电力公司发展十分顺利，而且由于西北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通盘考虑的，电力公司还与长安路政联合开发了石灰煤渣混合料路面,利用发电产生的大量废弃煤渣，改善道路。民国二十年开始在长安的黑色路面下铺筑石灰煤渣土试验路面,民国二十二年在全边区推广这一技术，现在这种路面已经成为西北市政道路的主流了。

俞大维捧着硕大的啤酒杯子已经微醺，他的酒量其实一般，夏夜里，他只穿着白色衬衫，有个小领结；对面的徐永昌则依旧是一件浅色长衫，清瘦的脸也被啤酒烧得有些红了，酒吧的吊扇使劲儿地给他们吹着风，这吊扇也是西北韩城开发区的产品，华生牌的，上海私营电扇厂跑到兰州设厂生产的。

这个建在底层的酒吧，面对着长安最热闹的商业街，建筑师设计了落地窗，让酒吧里的客人可以观景饮酒。落地窗甚至俞大维手里的啤酒杯子的玻璃原料也都是韩城开发区里企业产的，这个玻璃厂叫信成广玻璃厂，它的老板是来自鲁省博山。博山作玻璃源远流长，光绪三十年初,鲁省巡抚周馥批准山东省农工商各局关于创办博山玻璃公司的呈文,准予开办,并拨库银五万两作为官股。由张謇、许鼎霖、顾思远等人负责,购置博山城北“六十亩圈”作为厂址,筹建博山玻璃公司。

据记载,自1914年至1919年,博山的小型玻璃生产作坊如雨后春笋般骤兴,盛时多至十数家,年产达7000余箱,一时出现了博山平板玻璃的盛世。其开创之功,非博山玻璃公司莫属。

据《华夏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载文称:“博山为中国第一之玻璃制造地,原料与燃料之丰富,以及工资之低廉,为其发达之最要素。欧战以来,外货一时输入杜绝,博山玻璃之需用,博得非常声价,北自满蒙,南至南洋,殆无不知博山玻璃之名者。”民国商务印书馆编印的《重编日用百科全书》中册,物产玻璃项下说:“吾国组织玻璃厂,始于前清光绪季年,时有山东博山玻璃厂。”可见其影响之大。

西北边区政府实行农村合作化改革，为了保证社会公平和尊重私人财产，鼓励原来的地主们用土地置换公有的企业股票，或者用土地向银行抵押换取工业企业的创业基金，有几位秦省的士绅们就以土地获取了创业基金，与博山信成广合伙，开设了玻璃厂。西北边区政府的工业政策是鼓励地主向企业主转化的，西北边区政府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一种高效率的经济，政府在经济和产业发展中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对于那些资金投入大，回收周期长、操作技术性强复杂的项目，比如合金钢的科研开发，比如白银矿山的开发、车床厂、齿轮厂等，都是政府操刀；对于如自行车、玻璃等轻工业产品或者民用建筑业等，政府放手让私营企业去开发。这取得了良好效果。比如信成广玻璃厂，就迅速发展起来，现在徐老板已经举家从山东搬到了韩城居住，而且还开设了一座耐火材料厂，继续和那几位秦省的地主们（现在已经是企业主啦，作玻璃赚钱比收租子快得多）合作，雄心勃勃要吃下秦省正在陆续开张的几家钢铁厂的耐火材料生意。

坐在充满了异国风情的酒吧里，享受着西北十年以来现代化建设的产品，徐永昌心中百感交集。徐永昌和俞大维不一样，他1925年就和刘琨一起带兵进入过长安，当年的长安可不是现在这副模样，徐永昌到现在还记得民国14年时候刊登在长安本地小报上面一篇本地文人戏说长安民俗的文章，大致是这样写的：

长安，因处在高原之地，饮水方面，非常困难。往往打井三十丈，还不见水，即或有水，也是鹹（咸）的不得拿来喝，所以家家固然都有井，而天天饮水，依然要出去买。唯其水是这样困难，所以去买水，而水的价钱也特别贵，平均每担水非要五十六钱不可。至于自来水，那更谈不到了。

长安的酒，本地制的，火酒质太多，外边来的，又特别贵。记得有一天在一个清真的“西来堂”吃饭，喝了一瓶五星啤酒，算帐的时节，他开了一元五角八分。当时我觉得非常之怪，后来看到了瓶子，却然怪了——瓶子上的税票都贴满了！茶叶也非常之贵。大约长安的日用物品的来源，差不多是来自陇海路，而交通又这样不便，自然难怪其昂贵了。

至于吃的方面，长安本地人，一如蜀黔一带的讲究“辣”食，而又加上“酸”。

举一个例子：长安人吃面条的法子，是把面粉滩成饼的样子，用蒸笼蒸熟（？），切成细条，然后再用“醋”和“辣子末”煮起来，结果，又酸又辣。外地人，殊难下咽。其他，也多不能为外人享用的东西！

长安的戏园子，也有几个，可是设备方面，都是因陋就简，还不如北平的天桥。

至于本地的戏都是秦腔。曾经到过北平的秦省“易俗社”，在长安市上的魔力不小。可是当地人对于自己的秦腔，并不表示怎么样热烈的欢迎，而对于西皮一簧的“京腔”，却又相当的赏鉴。不过在长安市上虽然也间或有唱京腔的，多半是来自豫省的末路角色与夫一二供职于机关上的“票友”而已。

电影院，只有南苑（院）门的一家，叫做“阿房宫”。名字漂亮极了，可惜设备方面同所演的片子，糟到了不可言状，最大的毛病，乃是电力不足。因为长安城没有电灯，而南苑（院）们一带是商业中心，所以这一家阿房宫电影院，便作起投机事业。一架小小的磨电机，除掉自己演电影之外，兼供给南苑（院）门一带铺户用电，所以铺户的电灯既不明亮，而电影演起来，更觉感光之不足了。

长安城的鸦片是“公吸”“公卖”的制度，就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也都会吸鸦片。朋友见面，互以鸦片相让，其殷勤态度，实过于让香烟者数倍。假如有一个人，不会抽鸦片，那末他们认为奇人之谈，同时发出一种疑问：“为什么不会吸鸦片？那是顶上的补品呢！”统塞长安市上的，都是***的铺子。谈到价钱，便宜极了，一块钱平均可以买到四两以至六两之多。***的铺子门前，都悬着一个小方灯，四面，一面一个字，是“清水净烟”——意思是不掺烟灰。最著名一家，称作“歪十字”。每天清晨，老太太小姐们，提着小筐子，挤在那里去买。这个五十钱，那个三十钱。买的人真是多得不得了！旁边的烟店，比栉的都是，但都要挤到“歪十字”去买。还有，长安城中，下街收买“烟灰”的，非常之多，只要你到长安去，便可以使你看到，提着筐子的小贩，筐里面放着烟灯，烟杆……之类，同时口里喊着：“烟灰呀！烟灰呀！”。烟灰拿来卖钱也可以，拿来换烟具也可以，这真是一种特殊的买卖！

推其长安烟风之所以如是之盛，唯一的答案乃是由“烟税”的关系！所以本地人譬如有田地一顷，那末他要种八十亩烟，只拿二十亩来种粮。你如果问他：“为何如此？”他说的好：“先要解决我这一年的烟的问题之后，再来谈吃饭吧！”所以本地的粮食都要仰仗于外省。

长安本地人的生活，本没什么稀奇的地方，不过他们有一种特别的风俗，乃是“装乞丐”。 长安的乞丐，多得不得了，但是这些乞丐，多半都是有产之家，因为避免当地土匪的援乱起见，不得不来“装穷”，所以他们身怀烟具，沿街乞讨。讨来的饭，便吃，讨来钱，便买烟抽。这种现象，很是特别，然亦可见长安附近之匪炽了。

这就是民国十四年徐永昌看到的长安，要不是他自己亲身经历了前后两个长安的变化，他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这是同一个城市。徐永昌去金陵军事委员会任职之前，曾经在晋绥相继担任政府职务，晋绥与西北边区关系不错，经常互相学习，徐永昌也曾经来长安参观考察市政经济民生情况，他知道现在的长安，鸦片早已被禁绝了，原来的烟铺被各种杂货铺、书报亭代替。二五计划刚开始长安自来水公司就为市民提供了生活用水，市政照明均改为电灯，整洁的街道边没有乞丐的踪迹，西北嘎斯汽车公司生产的公交车辆不时驶过，伴随它们的是大队的自行车。

长安市内道路用的都是国内罕见的煤渣路，三十年代只有金陵的中山路是沥青铺路，煤渣路算是很高档了。三十年代华夏国由于没有石化工业，沥青来源要靠进口，好在西北有着玉门油田、酒东油田、青西油田这些原油产地，合资的西北美孚石化公司有着很大规模的炼油厂和配套石化厂，沥青产量有一定保证，但是都用来修筑战略公路了，军事委员会总是有着奇怪的想法，比如来自绥远西部的参政员就揭发军方他们用沥青修建了从定远营到外蒙古的公路（苏联的军事援助通道），你说那荒原上的路，有谁走啊？长安市政建设委员会对此颇有微词，他们觉得市内的道路不如荒郊野外的公路好，实在岂有此理。但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对西北路网建设有指导权，他们坚持军事优先，别人也没办法。话说回来即使是煤渣路，也是华夏民国内一流的市政道路了。

衣食住行是看一个城市进步的标杆，西北边区的工业改变了长安人的这一切。对于外地来到长安的人而言，长安的交通是给他们印象最深刻的。长安人颇以自己方便的市内交通为自豪，首先是路好；其次是长安人有车，自行车。自行车在长安的普及，是西北工业特区的功劳。民国三十年代的自行车是很贵的。

老作家流沙河先生在其著作《为成都人叫魂》中回忆说，抗战前一辆自行车在成都要卖一百五十块大洋，是一个壮年劳力三年的工钱，相当于一个中学特级教师五个月的工资。

原因很简单，民国时代没有完全国产的自行车。截止1949年，即使是在自行车制造工业最为发达的上海市，也没有一家车厂造得出齿轮、牙盘等关键零件，大家只能生产车架、车把、链条、鞍座、脚踏、辐条，核心部件仍需从美国国进口，然后再配以国产零件，组装成一辆号称“国货”的自行车。

在这个时空，韩城和酒泉工业特区里有着大量的为汽车、化工配套的机械加工企业，对于能做汽车变速箱配套的齿轮加工厂而言，自行车的齿轮简直是小菜一碟，而韩城、酒泉的钢铁厂又解决了自行车的原材料问题，于是不少头脑灵活的江浙企业家就看中了酒泉自行车的生产潜力，后来风行全国的永久、神行太保等自行车厂家，蜂拥而至开设工厂，从而在韩城形成了一个齐备的自行车产业链。完全国产化后，自行车的生产能力仅仅受到了市场需求的限制，自行车具备了工业化生产能力后，成本迅速下降，通过玉潼铁路和陇海铁路，迅速行销全国。

神行太保自行车厂是经营最灵活的一家，他们推出了木兰自行车，针对女性或学生的车型，走平价路线，把价格一下子打到30大洋以下，顿时风靡全国。木兰自行车推出的民国二十四年是被媒体惊呼为自行车元年。西北产的自行车在上海市热卖，连当时的电影明星都不能免俗，当时的报纸写道：

备一部包车，要用一个车夫，实在吃勿消，因此自由车（作者注：民国时代自行车的别称）威风了起来，连得陈云裳两腿之间骑马势一摆，也踏起脚踏车来了。陈云裳有啥花头？顾兰君总归要轧回台型，汽车束诸高阁，看见陈云裳学脚踏车，马上闪电似的甩四十块钱买了一部七八成新的自由车，浑身西装打扮，墨黑一副眼镜，在《白兰花》拍摄时就出现了，踏进踏出，真个是神气活现。刘琼也骑了一辆车子凑热闹。岳老爷一看，脚踏车踏得远，东打听，西打听，花了一百块钱，和人家研究价钱，也买了一部脚踏车。

长安市民们作为最接近韩城、酒泉工业特区的都市消费人群，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各大自行车厂在长安都有完善的销售和服务网络，于是很快，自行车就普及开了。

自行车车型有男车和坤车之分。男车有横梁，坤车是弯梁，为的是女士穿旗袍、裙子方便上下车。骑自行车还有两个约定俗成的“讲究”：骑男车的要穿着休闲式西服，不能打领带。骑坤车要穿毛料子长衫，底下是西服裤子、皮鞋，女士多讲究穿短款裙子。当时的长安还出现过“玩车一族”，也就是把自行车捯饬得非常漂亮。有的在车把上装上反光镜，有的给车把配上颜色鲜艳且带长穗儿的把套儿。有的给车安上双响的铃铛，一按铃铛把儿，铃声清脆悦耳。那时长安不少车主都给自行车安上磨电灯。到抗战爆发前，长安已经有二万辆自行车跑在路上。

酒吧里的乐队正演奏着悠扬的爵士乐，窗外虽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但是仍然有年轻人们骑着自行车，响着清脆的铃声，奔向自己亮着电灯的家，徐永昌觉得日新月异的长安真是一片乱世中的乐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