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军中马前卒 第八章 分野中峰变

1937年7月8日，一串疾驶而入的军车，把徐永昌为首的金陵政府军事代表团送到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长安分校暨西北陆军高级步校战术实验楼前。军车都是西北嘎斯自产的，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期间，苏联引进了福特汽车的全套生产线，西北边区也在里面参了一股，以易货贸易的方式，以嘎斯项目为载体，引进了嘎斯（福特）AAA皮卡车型的全套产线，在此基础上，改型出了大客车、救护车、越野车等。西北边防军副司令邓瑜已经带领副参谋长许晋申、训练总监陈常捷一下一干军官列队等候，立刻迎了上楼。

黄埔军校长安分校坐落在长安南郊的终南山脚下，1927年刘琨刚和冯基善达成由刘琨主管西北军政的协议，刘琨就开始组建了这个学校。苏联军方对这个学校表示了很大兴趣，他们基于黄埔军校在华夏国大革命中曾经起到的作用，决定全面援建长安高级步校（当时苏联红军的称呼）和后来的张掖炮校。苏联从建筑设计到教程都有参与贡献。军校有完整的设施，教学楼、图书馆、大礼堂、大小操场、体育馆甚至温水游泳池一应俱全。

苏联人还体贴地在军校的大门到二门之间设计了一个有一百多个房间的欧式庭院酒店，军方的客人经常安排在这里，酒店和军校大礼堂、体育馆隔着一片绿草如茵的操场相对。苏联专家别出心裁地把礼堂设计成了圆形，富有东正教风格，当然了，他们骄傲地说这是拜占庭风格。而且据说这种设计能抗地震。

很快，步校的大礼堂就成了名闻全国的建筑，原因令人哭笑不得。军校落成典礼是1931年夏天，苏联红军代表团团长是苏联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亚基尔，他曾经在1927年-28年进修于德意志国总参军事学院，期间对波茨坦军校等进行了考察，所以对德意志**官养成体系很熟悉。他对长安高级步校的课程设置提了个很有意思的建议，那就是要开展军官的社交训练。据亚基尔介绍，德意志**校每一到两个月会安排军校生们去参加舞会，这种教育模式一方面是培养军官的社交能力，发展正常人格，提高军队形象和军官素质；另一方面也让校方有机会以社会为背景考察军官的能力与素质。刘琨当然觉得这个措施很好啦：在华夏国，军人一向就被视为粗野无礼的丘八，不为正常社会所接纳，华夏国的抗战需要一支新型的军队，新军队需要的是代表华夏国社会最进步最文明的力量的军官团。于是，刘琨马上让步校方面研究添加了军人的社交培训课程。

这就给高级步校的这帮臭小子们提供了丰富文化生活的借口。他们说，要给学员提供社交培训，就得用圆形大礼堂做交谊舞会与长安各院校女生联欢开派对。步校学员们个个年轻多金（西北边防军待遇优厚），学识出色（步校入学要求数学语文高小毕业水平），常年严格的军事体育（军校要求学员在校期间必须选择一项体育运动并达标，很多学员选了网球或者现代五项）和军姿军容训练，造就了他们挺拔的身材和敏捷的身手，他们成为长安很多学校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由于欧式建筑的舞场优雅宽敞，礼堂前的草坪青翠诱人，道旁的松柏四季常绿，舞会时候供应的西式餐点风味独特，还有出色的男舞伴们，高级步校大礼堂的军人交谊舞会成了长安城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三十年代的长安小报总结了长安高等院校特色排行榜，其中有吃在女师（长安女师伙食免费而且花样多），舞在步校之说。这种八卦之说，很快便传遍民国教育界。

这名声后来还给刘琨带来好大麻烦，是这样的，金陵陆军大学那帮子纨绔，被长安步校舞会的名声吸引，居然十三期有一个正则班闹着要全班到长安参加军人社交培训课程，说金陵陆军大学课程设置是bull**。这事儿惊动了陆大教育长杨杰。

杨杰，日本陆士毕业，***在陆士考试不及格，被派去养马锻炼，杨杰可是陆士优等生，以出色成绩结业的。这位据说还是少有的日本陆大十五期毕业生，他学业出色，压日本人一头，对此天皇也质问校方原因，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陆大校方给了天皇一个科学答案：杨杰脑袋大，脑容量超出大和民族极限，自然能干。天皇不是那么好糊弄的，真派侍从和杨杰商量了，用尺子量了他脑袋的三维，比较厚生省提供的数据后，确认杨杰脑袋是比同龄日本男子大一圈。

杨杰对学员们的抱怨进行了仔细调查，很快他的大脑袋就有了结论，那就是这帮马鹿根本是扯蛋，他很快给***写了份报告，该报告之结尾在陆军教育界传为美谈：经职多方研判，其（这帮马鹿）名为向学，实为思春，难逃委座之法眼。唯长安步校，枉戴国父之名，设此游戏之课，亦属误人子弟不浅。

***是个特别注重军人风纪的主儿。后来抗战期间，在滇省驻防的七十一军军长黄埔一期生陈明仁的士兵被***看到破衣露腚的在做工事，立刻被骂，为此师徒二人还当着滇省王龙登云的面大吵一架，陈明仁说的也是，那衣服又不是陈明仁自己做的，是***的后勤发的，洗一水就破。

问题严重在于，名义上，***是长安高级步兵学校的校长。他以黄埔校长起步，后来就囊括了所有和军事沾边儿的校长，中山步校一开办，刘琨就发电报给他，他还在北伐途中呢，很愉快就接受了，还托人把给军校的题字送了来，高级步校的金字招牌可是他题的，后来，嗯，刘琨也从他那儿敲诈了不少经费，校长有那么好当？

结果就是刘琨某日忽然接到了金陵侍从室打来的保密电话，拿起电话，就听到***气急败坏的声音：“浓了该学堂里厢弄点啥事体？……”。***青年时期常在上海市炒股，他知道刘琨也在上海市长大，所以从黄埔军校他们二人同事的时候起，就习惯和刘琨开上海市话，他和刘琨讲话有个特点，说公事时候开奉化国语，说私事的时候开上海市话，还有，就是他急眼了就跟刘琨说上海市话犯毛腔（意思是吵架，顶撞）。老常一犯毛腔，刘琨通常都冷处理。***这人一辈子吃三碗面：人面、场面、情面。在黄埔的时候，顾祝同有一次全校集合迟到十分钟，被***当全校面前罚跪，刘琨可是当场目睹的。这人你越辩解他越来劲，你得等他发作累了，他会自己问你原因的。刘琨于是把话机放在桌子上，每过十五秒对话筒说一句：校长说的是。然后喝刚泡的红茶。大概过了六七分钟吧，话筒里安静了点儿，刘琨赶紧拿起听筒，刚好听到他说：“侬自己讲，哪能会子事体。”哪能回子事体？刘琨心想总不能说苏联红军提议的。于是刘琨说：“校长训示的都对，不过格个事体也是报纸不懂军事，唉话瞎讲。军人社交礼谊是我们学习德意志国国防军军官养成的一门课程啊，蒋百里先生民国十八年写过回忆德意志**事教育的文章里面也有这一章节，这不是您老人家让阿拉学习德意志国的嘛，阿拉见异思迁，不不，阿拉见贤思齐。校长明鉴，这并非我们独创异端邪说，我们严格按照德意志国国防军课程规范设置的，再不信，侬去问冯西克特将军，人家可没老糊涂了，……啊？我没说侬是老糊涂，我说侬老宝刀不老，……是，校长侬继续讲……”以下略过一千字。

从这个事件以后，长安高级步校成了全**校生魂牵梦萦的地方，后来还真有不少步校学员在军人社交活动中找到了伴侣，***的二公子也是在高级步校的舞会上巧遇的石女士，后来居然喜结良缘。抗战后西迁长安的明星电影公司以长安高级步校社交舞会为背景，拍出了电影终南山下，在美国国放映后获得了学院奖项，电影及插曲都风靡各盟国。其实那时候的高级步校已经迁到张掖去了。日寇虽然多次轰炸高级步校，但是主体建筑物损伤不大，胜利后步校迁回原址，校园松柏常青，而一代又一代青年军官继续在这里成长成熟成才，步校的舞会也成了传统，尤其是学员的毕业舞会变得更为隆重，已经成为华夏国国防军传统的一部分。

如果说拜占庭风格的大礼堂是步校最著名的建筑，那么隐蔽在二门内的战术实验楼就是步校最神秘的建筑。这里戒备森严，有着荷枪实弹的哨兵和巡逻队。进出人员需要最高级别的通行证件。这里的地下室是深挖很多米的。楼里有着最齐备的军事资料：西北边防军司令部从成立开始搜集的军用地图，来自日、露、米、独、英、佛各**队的军事教材、公开和内部刊物等，世界各大兵工厂产品资料，总之应有尽有。当然了，这些资料是备份，司令部还有正本另外保留。

战术实验楼不是给中山高级步校学员们用的，大家可能对军事教育的不同阶段并不是很了解。高级步校是苏联的叫法，它的课程类似于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德意志国的波茨坦等四大军校，是用于培养中低级军官的。黄埔军校也是这个范畴的，只不过黄埔军校限于条件，是速成性质，很多课程是赶鸭子上架的，很多课程则根本没有。德意志国人在这方面比较明确，波茨坦军校就是培养营长的，你从波茨坦出来，就该够格指挥一个营。按照德意志国国防军体系，从波茨坦出来后，经过二年左右实际作战或者带兵的锻炼，如果你表现出是块料的话，你就有机会到总参军事学院深造。这是培养高级军官的，从这里毕业，你就够资格指挥一个师或者作为一个高级参谋军官。

列强的军事教育层次基本和上面一致，比如日本陆军大学（不是陆军士官大学），就起到德意志国总参军事学院的作用。不进陆军大学，你最多是个大佐。将官必须是陆大毕业。苏联红军也差不多，他们的层次是莫斯科高级步校，伏龙芝军事学院，总参军事学院。

西北边防军虽然没有德国国防军那么庞大严密的军事教育体系，也算五脏俱全，高级步校上面，西北也有西北陆军参谋学院，不过西北是很讲求实际的，学院就设在高级步校的战术实验楼，利用这里完善的教学设施，培养西北边防军的师级指挥员和各级参谋人员。高级指挥员主要是培养联合作战与联合行动指挥能力，要让他们能应对极端复杂的情况，迅速决心并实现其决心。学员被分为一个个参谋组，每组7人，这7人分别是作战军官、战斗支援军官、战斗勤务支援军官和各专业兵种军官。学员们通过这种方式，习惯了步、炮、骑、工兵、防空兵的联合作战方式，也对当时很先进的装甲作战、航空兵作战有了相当了解。熟悉了战役战术单位的后勤组织，这使得西北边防军在抗战中体现了高人一等的战术素质。

后来在抗战中，来自全国各地的部队，在和现代化的日本陆军作战中，由于不熟悉敌人重炮、坦克、飞机的战术战法，遭受的巨大损失，比如淞沪抗战中，**一个师刚到战场，习惯性地埋锅做饭，被日军重炮独立旅团通过炊烟发现，一个效力射下来，大半个师报销了。类似的事发生在二十九军，他们从北平撤往保定路上，在长辛店附近小歇，集中训话，结果被日军飞机逮个正着，由于二十九军没有防空武器，日军飞机超低空飞行，准确扫射，打得一整个机枪连只有往高粱地里乱钻找掩护，可惜二十九军军服还是灰色的，在高粱地里根本藏不住，一个连都被飞机当静止靶打光了。

对坦克作战更成了各军的短板。日本的坦克与欧洲货比，是上一代产品，装甲薄，行程短，故障多。可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华夏国陆军对反坦克作战那是一点儿心得都么有。根本没有联合作战的概念，不熟悉坦克和反坦克武器的性能和使用，不知道怎么打破敌人的步坦协同。后来在台儿庄战役中，黎德霖逼着***把几乎全国的战车防御炮都调到自己战区了，然后，由于不知道战车防御炮应该集中使用的道理，把相当于一个多团的战防炮切成四门五门的小队，分给各军，结果根本没起到作用。战防炮不得不听命于步兵营长，而步兵营长连战防炮有效射程都不知道，为了守住阵地，远远地就命令开炮，白白断送了珍贵稀有的反坦克火力。到后来，炮兵和步兵互相抱怨，互相拆台。韩德勤部在撤退的时候就干脆把六门配属给他们的战防炮（都是德国货）连同摩托化牵引车（也是德国原装）就地炸毁，让炮兵们步行归队：从徐州去洛阳。这都是旧式军队不懂各兵种联合作战的恶果。

反观西北边防军编组的西北野战军，由于对联合作战的高度理解和熟悉，各步兵师都对防炮、防空、反坦克有反复演练，有办法有装备有预案，参战后没有受到类似的重大损失。倒是倭寇由于被其它华夏**队宠坏了，麻痹大意，经常被西野占到便宜。西野日后强大的合同作战能力，正是从长安高级步校灰色的的战术实验楼起步的

1937年7月8日下午，西北边防军司令部会议室，以刘琨为首的西北边防军司令部领导层与徐永昌带队的金陵金陵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代表团对面而坐。气氛十分凝重，原因是，今天晨八时，徐永昌接到了金陵军事委员会的急电，两**队在卢沟桥发生了军事冲突。由于这个突发事件，刘琨们本来约好早上的会谈不得不推迟到了下午。

这也是命运的巧合，七七事变时，金陵金陵政府军事领导人大多不在首都，***去了庐山办训练班，何应钦去蜀省整编蜀军，徐永昌跑到长安来会谈对日作战计划，金陵看家的就只剩下了参谋总长程颂云。下午一见面，老徐就悄悄告诉刘琨，***回电宋哲元，宛平城固守勿退，并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时电告参谋本部，准备增援华北，先从开封附近北调一个师，另外两个师作好准备随时出动。参加庐山暑期训练团的将领返回部队备战。金陵外交部今天下午将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

通过对银河系地球历史的了解，刘琨知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对日本此次侵略行动的准确判断，成为老常决定和战的关键之点。但是，自从1935年那场心惊肉跳的华北事变之后，平津地区发生过太多大大小小类似的冲突，老常已多少有些见惯不怪，故一时间亦未感到特别紧张。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推测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在老常看来，此一事变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日本可能乘机割占华北，或以武力促成华北特殊国的建立。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现已对于抗日达成了一致，1936年老常自己在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最后关头”一说所做的解释为：“从去年(指1935年——引者)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他断不能容忍华北走上伪满洲国的前途。因此，他不能不开始考虑要不要应战的问题。问题是，“我之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老常此时信心满满地估计：日方此时“实无与我开战之利也”，他对应战可能导致大战的危险并无深切的认识。

与滞留在庐山的老常一样，虽然知道已经在卢沟桥发生了军事冲突，金陵的军委会代表团并没有紧急返回的意思，会谈在下午正常进行，只是多了几分紧迫感。金陵政府从民国二十五年开始，感到了时局的紧迫，作了一些抗战的准备工作，首先是成立了国防决策机构，1936 年7月10日至14日，民党在金陵召开的五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国防会议。《国防会议条例》规定：“为整理全国国防特设置国防会议，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备重要问题。”***任国防会议议长，会员有阎百川、冯基善、刘越石等32人。1937年3月，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条例》规定：“国防委员会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同时规定：“国防委员会为便利决议之执行，得直接秘密指导金陵政府之军事及行政各高级机关，并督促其完成”。国防委员会设正、副**各一人，以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兼任之。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的设立，表明了民党政府从国防决策机构方面开始初步调整。

金陵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的一位上校正在向刘琨们介绍中央方面的各项计划；

为了确立国防区域和划分战场，特制订了《民国二十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将全国划分为4个大区：

（1）抗战区：察、绥、冀、晋、鲁、豫、江、浙、闽、粤；

（2）警备区：皖、赣、湘、桂；

（3）绥靖区：付、秦、蜀、宁；

（4）预备区：秦、蜀、鄂、湘、桂、赣、云、新、青、藏、康。

并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机关，设冀察、晋绥、山东、江浙、福建、粤桂6个国防军总指挥部，1个预备军总指挥部（由秦、甘、蜀、鄂、湘、赣、云、贵8省组成）。

1936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规定了预定战场的阵地设置。

（1）北正面：

甲、鲁省区，包括潍河阵地，鲁南阵地，鲁西阵地。

乙、冀察区，包括平津张据点，沧保阵地，德石阵地。

丙、豫省区，包括豫北阵地，归兰阵地，汴郑阵地，巩洛阵地。

丁、徐海区，包括海州阵地，运河阵地，徐州阵地，蚌埠阵地，淮阴阵地。

（2）晋绥侧面：

甲、晋省区，包括晋东阵地，晋北阵地。

乙、绥远区，包括绥东阵地，绥北阵地。

（3）东正面：甲、江苏区，包括京沪阵地，南通据点，首都阵地。

乙、浙省区，包括沪杭阵地，宁波阵地，温台据点。

（4）南海岸：

甲、闽省区，包括龙延阵地，闽厦据点。

乙、广东区，包括潮汕据点，雷琼据点，广惠据点。

（5）警备区：

甲、秦甘宁青区。

乙、湘鄂赣皖区。

丙、桂省区。

丁、滇黔区。

戊、蜀康区。

介绍到这里，林蔚将军用他那类似***的浙味国语说道；“对国防计划大纲各位有问题可以现在提出讨论下。”林蔚（1889—1955），字蔚文，浙江省黄岩人。林蔚跟随***多年，积累了一套丰富的处事经验。他曾向人谈起当参谋长要诀：“要有战略眼光，遇事要抓住重点，要任劳任怨。” 作为***的心腹，林蔚却一直担任上层幕僚和各种副职。在当时，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普遍认为“京官、幕僚、副职”都是无权、无财、无势的苦差使，但林蔚在***的面前从未表露过这种思想情绪。他为人谦和、低调，办事干练、稳重，先后两次将最高人事部门签报晋升他为上将的名字划掉，所以至今还是中将。

林蔚比刘琨年长，刘琨很客气地问道：“请问蔚公，晋北和晋东的国防工事是具体在什么位置修建的？目前进度如何？”

刘琨这么问，是有原因的。晋省是西边防军司令部预计的刘琨军抗日主战场之一，对该省的国防工事修建情况，一处和四处都特别用心调查过。其实，早在1935年，阎百川为了自保，就在南起娘子关，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境，计划修筑有纵深配置的绵长的国防工事。

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紧，1936年4月，阎百川又成立了晋省省防工事指挥部，专门负责省防工事的构筑，下属第一部和第二部两个办事机构。第一部由周玳负责，专管建筑材料的采购、运输、调拨和建筑资金的运用；第二部由孙楚负责，专管工事的战略部署、战术守备区的划分、地形勘察、工事位置的确定、构筑图纸的设计，以及施工组织和技术指导等。

省防工事指挥部，根据晋省地形，以预想的敌人可能进攻的方向，确定了7个战略守备区。即：核心区，以太原为中心，西起关口、周家山、韩寨、青龙镇之线；阳方口区；雁门关区；平型关区；五台山区；娘子关区；东阳关区。每个战略区依地形，又分为若干战术守备区。每个战术守备区由前沿阵地、主阵地、预备阵地、炮兵阵地等组成。此外，在大同附近的孤山和天镇、阳高等地，也构筑了工事。

晋省的省防工事，除核心区有部分丘陵地带外，其余绝大部分处于崇山峻岭之中，有取之不尽的岩石，可就地取材，进行构筑。这样既可节约大量的钢材、水泥，节约大量资金，而且可以提高工事的坚固性。为此，阎百川自豪地说：“利用山西的自然条件做工事，可使日本的飞机、大炮倒退20年。”

可是美好的计划无法替代时间和金钱，据刘琨们了解，晋省省防工事的进度很不理想。林蔚说道：“晋省的国防工事由晋省当局负责修建，中央负责拨款，晋北的工事据报也已修整完毕，主要是以大同为中心东至阳高、天镇等地，用以捍卫大同，以防止日军占领察哈尔后继续南下。晋东的工事尤其是娘子关南向部分还在修葺中，因为这段工事主要是预防日军突进至石门后会对晋省侧翼产生威胁，这种情况晋省当局认为出现的概率很少，故这段工事没有做优先安排。”刘琨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陈常捷忍不住了：“娘子关一带的工事不是正在修葺而是刚刚开始做吧？今年春天我们去娘子关参谋旅行，那里只有一个工兵团，刚开始测量，娘子关正面太宽，北起龙泉关，南至马岭关，从地图上看就有一百五十余公里，这一个工兵团要修到什么时候？至于天镇那边的国防工事，这些国防工事是孙楚主持设计的。民国二十五年张杨兵变时候，刘长官派我作晋绥方面的联络官，孙楚曾陪同我去参观过太原北方三十余里阳曲湾一带的工事。照我看，他们为了节省经费和材料（主要是钢筋和水泥），有些掩体都比较单薄，而且纵深也不够。正面有多宽，我不清楚，通信设备更未完成。”

这陈翼德就是嘴上不饶人，刘琨看到老徐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他原来担任过晋省**），赶忙制止陈常捷：“晋省有晋省的情况，中央会和晋省协调作好工事的。”陈常捷嘟哝着;‘就怕来不及了，要是今年就开始打呢。’

听到陈常捷的话，刘琨和徐永昌相视苦笑了，其实岂止是晋省的国防工事是摆设，就是金陵政府京畿重地的吴福线和锡澄线也是仓促上马，远未完工。修筑国防线，是抗战的重大准备措施，也是三十年代列强的重要战备手段。

平心而论，《民国二十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规定的国防阵地如：冀察区，包括平津张据点，沧保阵地，德石阵地；江苏区，包括京沪阵地，南通据点，首都阵地；浙省区，包括沪杭阵地，宁波阵地，温台据点。都是后来抗战中的热点地区，如果真的能够事先构筑好国防工事，完全应该能够大大杀伤日军，迟滞他们的行动，创造出良好战机。问题是，和金陵政府其它的计划一样，这些国防阵地，要么没有来得及完工，要么存在各种隐患，以至于后来没有发挥作用。其中在抗战前重资构建的吴福线、锡澄线、乍嘉线、海嘉线与金陵城防的国防工事，大概是抗战史上最著名的大乌龙了。

这几条国防线，是掩护首都的重要防线，一二八事变后，根据停战协定，华夏**队不能在上海驻防，于是首都金陵就直接暴露在了上海登陆日军的兵锋下。于是，这些防线就成了保卫首都的最后防线。

可是据刘琨前世了解，银河系地球历史上，后来淞沪会战结束，大批撤退到这些防线的**将领们，却发现这些防线根本不能用，听听当事人的抱怨吧：

在1937年11月大撤退中紧急接防吴福国防线主要轴心常熟城的第98师第294旅，就被国防工事气傻了。方靖旅长回忆道，他找不到国防工事的配置图与钥匙，也看不懂国防工事的配置，更为没有交通联络壕的阵地带而气炸：“当时发现既没有现地工事位置图，找不到工事位置，亦找不到钥匙。据当地老百姓说，工事位置图和钥匙是由保长保管的，而保长早就逃跑了。我官兵随即按方向寻找工事位置。所谓国防工事，钢筋水泥机枪掩体在公路大道两旁南北三四百米之线，仅有十几处像坟堆的土包一样。当时掘开上层，有的是机枪掩体，没有钥匙打不开，只有立即钻开。有的扒开了是棺材，不是水泥工事。再向三四百米以外去找寻，就找不到水泥的掩体工事了。我们只有急急忙忙地占领阵地，构筑临时工事。阵地前面隔着一道十余公尺的小河，对岸的树木房子很多，从前没有扫清射界。。。我所占领的掩体工事皆没有联络交通壕，每个掩体仅能容一班兵，一挺轻机枪。在日间不能联络，后方弹药也送不上来，只有在夜间补给。我官兵满以为退守到国防工事线上定能持久抗战，现在看到公路南北两侧二三里处，仅有十几座水泥掩体工事，如再往远处就没有工事了。至于湖内湖边上，皆没有防御设备，使官兵大失所望。”

在淞沪会战中崭露头角的王耀武他在南京保卫战前夕退到南京，匆促占领淳化镇国防工事线，但这些国防工事并没有按照防御战斗的需求构工，只有几个孤伶伶莫明其妙的机关枪工事，与第51师的防御部署完全配不上套！王师长气得直接向***打报告，国防工事真是莫明其妙：“在淳化附近之国防工事，均系距离甚远而目标显明之机关枪掩体。欲构成坚固而纵深之阵地，需工甚大。而担任外线作战之部队，输送力量薄弱，****及障碍物材料极感缺乏。虽经星夜赶筑，终以正面过宽，材料缺乏，阵地未能完成预期之坚固程度。”王耀武在晚年写文史资料时，还不忘再把国防工事骂一顿：“部队进入阵地后发现淳化镇、牛首山一带预先作好的钢筋水泥的国防工事，有些用土埋着，有些机关枪掩体的门还锁着，开不了门。机关枪掩体的枪眼一般做得太大，不适用，极易被敌人发现目标，集中火力向我射击，因此官兵对既设阵地的国防工事甚为不满。”

刘琨知道今天来交流的金陵军事委员会代表团中，有京沪杭警备区工事指导处的黄德馨也来了，在地球的时候刘琨真的蛮好奇，事关国家命运的防线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今天有幸遇到伟大的华夏民**事委员会，刘琨得询问一下。

不过这事儿许晋申问更合适，去年老常在福州张杨兵变的时候被袭击软禁，许晋申舍命相救，后来得到老常手令，指挥西北边防军救驾的部队卫戍金陵，他利用职务之便亲自视察过那些工事，回来后那叫一个劲儿地叹气，说是交通壕都没有，刘琨示意他：“许副参谋长，你上次从金陵回来，对锡澄线的工事不是有些疑问吗?今天中央代表团里有工兵的专家，你刚好向中央军学习交流一下。”

许闯王本来就跃跃欲试，这下话匣子打开了：“在视察过程中发现掩体工事皆没有联络交通壕。有些工事位置不合战术要求，如平地上的工事多数是孤单单地突出于地面，未利用地形地物背景。在有坟堆和小高地的地方，没有尽量将工事配置在高地侧斜面或反斜面，而是建筑在高地附近旳平地上。有的机枪工事建筑在山顶上，射孔很大，只求射界广阔，未虑及易被敌炮击毁的后果。也有的工事建筑位置较低，或因原有基础不固而下沉，势将影响火器的射程。机枪工事往往限于地形条件，不得不建筑在地面上，不够掩蔽。弹药库应有伪装设施，可是有的弹药库也建筑在地面上，伪装很差，顶上和周围的覆土多已坍塌，象土地庙一样，一座座突出于地面，很远就能看见。各地已建成的工事，基本上是按照固定图案构筑的，没有根据地形实际情况。”

回答许晋申的是黄德馨上校，他是湖北人，1927年初，黄德馨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后在校加入国民党。1929年8月，被选派东渡扶桑公费留学。在日本，他先后进入明治大学数学研究馆、陆军炮工学院深造。1933年10月回国。在回国后长达7年时间内，他的主要工作是从事军事工程教育。曾在陆军工兵学校任中校教官兼工兵教导营营长及学生大队长。对于吴福和锡澄国防线，他是亲身参与了设计和施工的过程的，果然他对许晋申的疑问解释的很清楚：“吴福国防线与锡澄国防线是防卫首都的最后屏障，事关重大，这些在1934年至1936年间抢修完成的国防工事，其实是非常用心的。国防工事由参谋本部城塞组设计，具体构工由军委会警卫执行部统筹，调用了当时中央军最精锐的三个老牌德械师与全军唯一的一个工兵团担任构工，三个师与一个工兵团的人力尚有不足，又调用了第57师、工兵学校练习队与宪兵一起抢修，再从上海的著名营造厂借调熟练工人参加构工，工事的设计与构工技术，都是到位的。

然而，这些国防工事的阵地却是半成品。一个完整的阵地，有班排据点射击工事、有推进到前方的观察所、有躲避炮击的掩蔽部、有深藏于九地之下的弹药库、阵地前有鹿砦铁丝网、阵地内有串连各据点的交通壕…然而，一个纵横数里、设备完全的阵地带，是无法掩人耳目的。

据说金陵军事委员会怕日本间谍会探知阵地所在，所以国防工事的修建原则，是只预先构筑钢筋水泥永久工事部份的据点，而交通壕之类一般部队可以构工的工事，就留给进驻阵地的部队构工。所以真正构建的工事，大部份都是重机枪与战防炮的射搫据点，这两线永久性工事设施，是根据地形特点，假想敌人的行动，从我军现有装备和可能投入兵力的实际情况出发构筑的。有轻重机枪掩体和观察哨、通讯枢纽、指挥所等，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射击孔、展望孔、出入口皆有钢板门窗，并有密封防毒设备。一旦战事发生，只需挖掘交通壕将掩蔽部联贯起来，即可形成整体防御，迎击来犯之。”

许晋申瞪大了眼睛：“这就是为什么不挖交通壕只做个半成品的工事？”黄德馨解释道：“这些工事就是八十八师、八十七师、三十六师、教导总队他们修筑的，如果是担任施工的部队自己使用国防工事，绝对是得心应手。”许晋申不禁哑然：“那要是战时部队调动，这三个师被派往华北，而是由别的部队来使用呢？那不是乱套了，别的部队不了解八十七师他们的工事思路，甚至工事的图纸、钥匙在战时都不一定能很好地交接。”刘琨默默无语，在银河系地球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原定配置在国防线上的第87师、第88师与第36师不但没有继续扩编充实国防线，反而被第一批投入淞沪战场，那些构筑了工事的部队基本伤亡殆尽，真正要使用工事的部队对于工事的一切完全陌生。

守备部队调开造成了另一个笑话。碉堡没有交接部队，部队匆促调动之时，就把钥匙交给本地保甲长保管。在作战时民众逃难，就找不到钥匙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应由京沪警备司令部负责。该司令部居然决定将“次要工事“交给当地政府保管，只有沿长江的工事与上海城区内的工事由保安团与上海警察总队保管。并且覆土上锁，管制工事配置图。如果他把工事交给各地警察保管，或者另组一个监护部队，可以避免找不到钥匙等许多不必要的问题

国防工事的首次实战，是在淞沪会战失利后几十万大军紧急撤退中匆促登场的。淞沪会战的规模远远超出预期，于是阵地的交接陷入混乱。上海前线前后投入了70余个师，相当于全军野战部队总兵力的1/3。位置在后方的国防工事因此无兵可守。

以原定首先接敌的吴福线为例：在淞沪会战爆发之后，原本在苏州部署了第11军团负责占领国防工事线，第11军团的参谋处画好阵地的配置图，准备交给进入阵地的野战军。然而上海前线不断需要生力军，所以第11军团始终没有配署到建制部队。上官云相军团长向战区长官部刚要到部队，就被急需生力军的前线抢走。于是在上海全线匆促撤退时，从前线溃退下来的野战军看着没有完成的阵地，就会一头雾水。

看到黄德馨被问倒了，林蔚插话了：“许副参谋长这个提醒非常好，我们会记录下来，转告有关部门对工事的图纸和钥匙等物进行妥当的交接。”

黄德馨继续解释许晋申的另一个疑问:“许副参谋长提到的摆在山坡反斜面而正面纵敌爬山的反斜面工事，让开正面纵敌深入的侧射工事，都是现时**部队普遍未能接受的崭新观念。作为工兵学校的教官，我也曾经努力推广这种新概念工事，然而只有打过长城抗战的第2师与第25师能接受这种概念，修筑吴福国防线和锡澄国防线的是只打过一二八的第87师与第88师，虽然他们受过德国教官训练，可是也一样不能接受反斜面。

步兵指挥官继续抗议我们工兵推广要求的反斜面工事。工兵学校教育长林柏森将军曾经率领优秀教官队官与工校学员上防线指导构工，但工校的侧射斜射工事并不受欢迎。如重机枪掩体，为了射击界限远些，总希望把位置设在较高的地方，而且又着重于正面射击，忽视侧面射击，更少注意到侧防友军阵地，某师长还认为重机枪只有如此配置，才能发挥其骨干火力作用。殊不知射击位置如果曝露，不待其发挥火力，就有被敌炮火摧毁的可能。“黄德馨说到这里苦笑道：“他是中将，我只是个校官，怎么说得过他。”

许晋申奇怪道：“原来中央军安排作战不是看谁对，而是看谁官大。可是鬼子可不会因为你们听的是长官的而不打你们，这错误的部署要的是你们弟兄们的命呀。”

刘琨皱了皱眉头，许闯王这厮干过红军，一向对中央军有偏见，西北边防军军内也确实有着军事民主的传统，一直提倡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作风，可是中央军的面子总要给的：“许副参谋长不必扯远了。今天非常感谢军事委员会各位为我们解释了国防计划的意图和执行情况，有了你们的介绍，我们对中央的国防部署就更有底了，下面还请你们继续介绍中央的作战计划。”

参谋本部向西北边防军司令部介绍了1937年5月金陵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的《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的较为具体的对日作战计划。计划按中日战争可能爆发于日苏战争的前后，分为甲乙两案。

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

在敌情判断中指出：敌国之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优势，并掌握绝对的制海权，且在我华北造成强大之根据地，故其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敌我两国如已入于正式战争中，惹起苏日战或美日战，甚至中苏英美联合对日战，则敌将以陆空军主力应付苏军，海军主力应付英美，对我者只有一部兵力而已；在夏日战争而演成世界大战之初期，或由苏日或美日战开其端绪，则敌军为略取资源，筑固作战之基础，或将以主力先对我**取攻势，使在短期内消灭我抵抗之能力与意志。

在敌情判决中指出：敌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

在作战方针中规定：**以捍卫国土确保民族独立之自由，并收复失地之目的，在鲁省半岛经海州--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迄南沿海岸，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黄河迄北地区，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并乘好机越过长城，采积极之行动，而歼灭敌军。不得已时，应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抵抗，随时转移攻势，以求最后之胜利。

在作战指导要领中规定：**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之目的；于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开战之初，如情况所许，则**以主力于沧州--河间--保定之线，保持重点于平汉路方面，对经北平—天津之敌军，实行决战。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集中期间以主力对敌海上航空母舰与舰队及运输船舶攻击，并协助我海岸防守部队之作战，以一部协同陆军作战。会战期间以主力协同北正面陆军作战，以一部协同海正面作战。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都市，以获得我空中行动之自由。海军以全力于战争初期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力陆空军扫荡敌舰。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

民国二十六年作战计划（乙案），是设想中日战争发生于日苏战争之后，其中敌情判决、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与甲案有若干不同：

在敌情判决中指出，敌为应付世界战，先必略取资源，巩固作战之基础，将主力对我**取攻势，在最短期间内欲消灭**作战之意志。

在作战方针中规定，**以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下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领各根据地实力扑灭之。并在山东半岛经海州及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迄南沿海岸，应根本扑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华北一带地区应击攘敌人于长城迄北之线，并乘好机，以主力进入黑山白水之间，采积极之行动，而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

在作战指导要领中提出：

（一）开战初期，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将敌在我国以非法占领之各根据地之实力，在规定同一时间内，将其奇袭而扑灭之，俾尔后**作战进展容易。

（二）**应以大无畏攻击之精神，统一之意志，对骄敌实行攻击，挫折其企图，以达成**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

金陵参谋本部的一位军官介绍完毕，会场一片寂静，在场的都是中央军和西北边防军的高级军官，大家手头有着一份会后收回的简报材料，西北边防军这边参会的人都在笔记本上紧张地记录着关键信息，徐永昌缓缓地说;“参谋本部介绍了作战计划，还请越石兄等不吝赐教。”

刘琨抬头环顾会场：“蒙徐主任抬爱，我个人觉得参谋本部在今年拟定的这两个国防作战计划，对我们研讨和制定对日作战方略，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对日军的企图和实力估计还是比较准确的。在上述甲乙两案的敌情判断中，都正确地指出日本在军备及物质方面占有优势，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欲在短时期摧毁华夏国的作战意志。参谋本部认为：查敌国常备军，可以用于最前线之兵力约九十三师团十七旅团，二百万人左右。除去用于防御苏俄和受欧洲方面牵制，用于进攻我国的兵力最多只能使用三十至四十师团，即六十万至八十万人；敌因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有优势，并掌握绝对制海、制空权，敌对我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等等。这些大致上没有问题，但是，在敌情判断的结论中，参谋本部则认为敌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这可能是从一二八事变和长城抗战等对日局部战争及这几年对日有关华北的交涉中得出的教训，我恐怕按照老的经验去应付今天的华北局势，就忽略了日本大规模全面侵略战争的严重威胁。

那么昨夜开始的卢沟桥事件，到底是会怎么演进？是还像以前历次日本人无事生非一样到后来得到我方让步可以偷安一时还是会变成双方的全面战争？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考量的关键。我个人看法是这次卢沟桥的事变将会演进为华日两国的全面战争。

我们要明确的第二个关键，是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方面，如果发生全面抗战，那么我们到底是打一场持久战还是速决战？如果按照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由于判断日本的大举进攻会发生在日露战争之后，即使发生在日苏战争之前，不久后将惹起日本与苏、英、美之战，日军的主力可能不放在华夏国方面，从这一判断结论出发，参谋本部提出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就忽视了敌强我弱的根本特点，及其规定的中日战争长期艰苦的规律，使作战方针和指导带有轻敌和速胜的思想。英美法苏各国的在华利益与日本是有冲突，日本的侵略当然会引起列强的反感，然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列强的核心利益不在东方而是在欧洲，当前德意志法西斯正在欧洲酝酿事端，去年进军莱茵兰废除了凡尔赛合约，德意又联合干预西班牙内战，我相信列强以后在华的行动都会受到欧洲快速变化的时局的牵制，他们必定会对日让步妥协，在近期不会因为夏日战争而卷入来对日发起战争。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判断。如果我们持有列强不会在近期内对日开战的基本判断，那么仅靠我国单独对日作战，就只能是持久战。

我国因军备落后，且未有充分作战之准备，就不宜实施速战速决，也断难取得速战速胜之效果。我国长处在于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布各地，具有长期抗战的条件。故我国对日本作战之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优劣相反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在此项大方针下，对日作战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在抗战第一时期，我军对日军之攻势，仅作为限度之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斗力，保存我军之主力。藉以空间换取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以求达成早日阻止敌人的进攻，及建立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全场一片寂静，刘琨说：“以上乃余之两个基本判断，恳请徐主任、林厅长转呈最高当局，这里就权作抛砖引玉，还请各位能畅所欲言。”

徐永昌连连点头：“越石兄字字珠玑，吾等定行汇报军事委员会，再作郑重考虑。”许晋申也有很多话要说：“刘长官刚刚说了最关键的，我们都觉得很对。从该作战计划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方面看，该计划主张处处设防，御敌于国门之外。如甲案中的作战方针规定：我**队以捍卫国土确保民族独立之自由，在山东半岛经海州 —— 长江下游，在杭州湾以南沿岸，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黄河以北地区，应击攘敌人于天津 —— 北平 —— 张家口之线。如果真的日军仅仅是对华北作战，没有进行全国动员，那么他们仅仅凭借17个没有齐装满员的常设师团，能抽出来攻击我国的力量有限，我军集中全**力于平津张家口一线，也许可以顶住日军的攻势。可是如果是日军发起全面侵略战争，西北边防军司令部判定日军必然利用其海上优势，实行大规模登陆作战，对华主要进攻方向为华北、华中、和华南。日军战争前六个月在关内投入总兵力不超过18个师团。那么我军则不可能沿着漫长的海岸线处处设防，被动挨打，我军唯一的出路是以机动作战去应对敌人的机动作战。被动防御，处处与火力优势的敌人死顶，是没有出路的。”

陈常捷发言：“作战计划有非常脱离实际的设想，如在作战指导要领中提出：“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会战期间，……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都市”。从中日双方军事、经济强弱不同的基本特点出发，上述作战方针、任务和指导，有些是难以实现的，有些是脱离实际的，勉强去作，后果不堪设想。比如据我所知，中央空军的重轰炸机队仅仅有六架马丁轰炸机，而且飞行员的训练还刚开始，怎么可能去破坏日本核心大都市呢？再比如佐世保横须贺是日本海军严防死守的军港，以我空军目前实力，根本做不到对它们成功攻击。”陈常捷等人也纷纷发言，会场气氛越来越热烈，林蔚他们认真地记录着，西北边防军将领们对日作战的思路给了他们很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