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战安澜 封神演义武王伐纣——牧野之战

牧野之战，是周武王伐商王朝纣的决胜战，周武王联军与商朝军队在牧野（今淇县南、卫河以北，新乡市附近）进行的决战。最后商军战败，商纣王在鹿台绝望而亡，商朝宣告灭亡，周朝建立。

战争背景

商汤建立的商朝，经历五百多年后，传位至第三十一位国王帝辛时，已是危机四伏，国家衰败，民不聊生。商纣王耗费巨资建鹿台、矩桥，造著名的酒池肉林，使国库不断空虚；他沉迷于妲己的温柔乡，宠信飞廉、恶来等一帮佞臣，妄杀王族重臣，造成诸侯臣属纷纷离心离德。

周部族是居于今陕西甘肃黄土高原、渭水流域一带的古老部族，相传因“姬水”而得姓为姬。初年，后稷（hòu jì）的后代公刘率族人从邰迁到了磁。后稷为尧舜之相，司农之神。后稷第一个建立粮食储备库和畎亩法，放粮救饥，赐百姓种子，被认为是大禹最倚重的三公之一。周人早期居于陕西武功一带，到公刘时，周部落则已迁居于豳（bīn）。由耕牧部族渐变为以农耕为主的城邑部族。自公刘起，又经九世传位，到古公亶父为部族首领时，周人受戎狄侵袭逼迫，不得不再次迁徙。他们越过漆、沮和梁山，迁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之周原。

周原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耕条件优越，周部族在此定居后经济生产发展十分快速。古公亶父造田营舍，建邑筑城，国力迅速恢复壮大。迁到周原以后，周人成为黄河领域共主的大商王朝的附庸，并向商王武乙纳贡称臣，在商王朝的保护下积聚力量，并且接受了商朝的文化体系。古公亶父之时，周部族已颇具规模。周人从古公亶父起就居于岐山之下，称为“岐周”。因势力不断壮大，又位于商朝的西方，被大商王朝册封为西伯（意即西部诸侯之长），是商朝的主要方伯之一，以姬为姓，周人传承其姓。

战争起因

周国君主到季历之时，商周关系开始密切，周此时已是商朝属下一强大方国。虽然关系密切，但殷商却也时刻提防着这股新生力量，周国也逐渐并吞其他周边小国家，甚至是亲商的诸侯国。最终，商王文丁为扼制周族势力发展，以保商朝地位不受威胁，为避免重蹈夏桀的覆辙，将不再那么听话的西伯季历召来朝歌杀了，但因周人的势力较为庞大，除非发生战争，为了稳固西方，商君仍以周人为西伯。所以杀西伯季历只是一时之策。

西伯姬昌继位后，国力不足与商对抗，故继续臣服于商，为商西伯。但殷商对周一直不放心。商纣一度囚禁西伯姬昌于羑里。后来纣王烹杀姬昌长子伯邑考，将他做成肉羹赐给西伯姬昌，并说：“圣人应当不会吃自己儿子做成的肉羹。” 姬昌最后还是含泪吃下肉羹。纣王说：“谁说西伯侯是圣人？吃了自己儿子做成的肉羹尚且不自知。”但是忍辱负重的姬昌此时已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在周国的姬发和大臣以宝马、美女贿赂帝辛，最终求得释放了西伯侯姬昌，于商汤被夏桀囚禁时何其像，都是放走了强大而有反抗之心的诸侯。西伯侯姬昌归国后，谋商之心毫无懈怠。他一方面增强周族实力，使周国附近一些部落归附。对内重用吕尚、散宜生、南宫适等贤臣，在贤臣及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周国国力日渐强盛；并对外宣扬德教仁义，与商汤崛起时宣扬的仁德并不二致，周边的诸侯纷纷依附。加之各国此时要供应商朝攻打东夷的大量军队和物资，又受到商王的猜忌和钳制，早已苦不堪言，当然也乐于向“西伯”靠拢。慢慢地归附周国的诸侯已“三分天下有其二”。

周人有强烈的天命观，伐商的理由就被认为是商纣王“自绝于天”，周人心中是否受天眷顾的前提，当为是否“修德”，是否得到民心或者遵从民意，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也就是道义、正义之伐。为推动灭商大业，姬昌及其幕僚针对商王宣称自己的王权得自“天命”的说法，宣扬“天命无常，惟德是辅”，商王无德，西伯有德，所以天命已经转移到姬昌身上，公元前1056年，姬昌对内称王，即周文王。

另一方面，周文王对商朝仍然小心翼翼，殷勤贡奉，甚至在自家祠堂祭祀商朝先王，以麻痹帝辛的耳目。文王据说被关在羑里的时候作了 《周易》 ，自然深谙与时变化之道，知道如何把握出兵的最佳时机。《论语·泰伯》中记载“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商，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周文王对内称王的第二年，周讨伐犬戎，第三年，伐密须，次年东向攻黎（山西省长治市西南），第五年伐邘，第六年伐崇，解除了周国北方和西方后顾之忧。

这几场战争胜利后，周切断了商朝同西部属国的联系。同年，姬昌迁都于丰（今陕西西安西南），使国都不易受戎狄的侵扰并更有利于向东进兵。至此，姬昌伐商的战略部署已经基本完成。

战争经过

后周文王姬昌在欣慰与不甘中病逝，继位的世子姬发是为周武王，周武王继承父志，矢志讨伐殷商。公元前1048年，周武王姬发观兵于孟津，会盟各国诸侯，以观察依附周国的势力有多少，因来的诸侯数量未达到周武王姬发的预期，周武王觉得灭商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周武王还师归岐山。之后二年，此时的商朝发生了激烈的内乱。帝辛杀了叔父比干，囚禁了另一个叔父箕子，另一些被牵连的贵族如微子等则审时度势，投奔了周国。周武王从来投奔的殷商贵族那里得到了不少朝歌的机密情报，于是判断时机成熟，决定出兵伐商。周武王伐商之战略计划是，趁商朝主力军滞留东南之际，率周国精锐兵力及诸侯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深入商王朝王畿，击溃朝歌守军，一举攻陷商都，占领商朝的政治中心，瓦解商政权，让残余的商人及其附属方国的势力群龙无首，然后各个击破。

公元前1046年。指挥联军进攻商纣王的周武王亲率战车三百乘，虎贲精锐三千人，以及步卒数万人，出兵东征，比之商汤伐夏时，规模有所扩大。同年2月21日，周军抵达孟津，与庸、卢、彭、濮、蜀等部族会合，联军总人数到达4.5万人，不少方国的国君亲自赶来。联军于2月26日布阵未完就下了雨，史称联军共有“六师”。史家推测，大概是三百乘战车，三千名虎贲为一个“甲师”，为第一梯队。其余四万多人分为五个“师”，在后面组成方阵，为第二梯队。后来联军冒雨继续东进从汜地（今荥阳市汜水镇）渡河水（黄河，一说由孟津渡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辉县西北）折而东行。

27日清晨，在牧地，周武王庄严誓师，向天祷告，以正义之气激发周军及诸侯的军队士气，联军士气大振。28日拂晓，联军进至牧野。

此时，将精锐力量战车军团派往南方征服蛮夷的商都朝歌城内兵力空虚。朝歌方面，第一批紧急军情前脚刚传到朝歌，伐商联军后脚就跟着来了，着实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朝歌城内没有足够的精兵可以破敌，而且也没有可用的战车，单靠步兵，很难和冲击力强大的战车阵相抗衡，更何况周军士气正锐。帝辛惊闻周军来袭，只好仓促武装大批奴隶、战俘，连同守卫国都的军队共十七万，开赴牧野迎战，这也是周国兵力的数倍。

牧野战场，双方摆开阵仗，军旗咧咧，在封神演义中，双方都目视对方，但周军精锐，商朝军队由于是奴隶、战俘组成参差不齐，兵无战心。周武王与商纣王都述说对方的不义之处，于是在擂鼓声声中，交战开始。

在战初，周军先由吕尚率数百名精兵上前挑战，震慑商军并冲乱其阵脚，在阵后看到前军取得胜利，于是周武王亲率主力跟进冲杀，周军士气高昂，在不断地冲击中将商军的阵形彻底打乱。

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全无斗志，纷纷倒戈，帝辛既然强迫这些奴隶和战俘上战场，自然会在后方以亲信部队押送，防范他们反叛或逃跑。这些少量忠心的禁卫军，也是帝辛手中最后的底牌。

然而前方的军队在周军的强大冲击下慌不择路地往回跑，遭到了后方精兵的阻拦。好汉不敌人多，在人潮的冲击下，这些武士也阵脚不稳。奴隶们为了逃命，加上被后面人潮推动，于是倒戈相向，许多人调转武器，冲在前面替周军开路，这就是典故“阵前倒戈”的出处。再加上身后联军的战车、甲士、步兵一层层的进攻，帝辛的最后一道阵线也守不住了，不得不快马加鞭，逃离战场。

商军残余的抵抗仍然持续了一天，但已无力挽回局面。帝辛见大势已去，返回朝歌，在不甘和悔恨中，登上自己建造的鹿台，以熊熊烈火绝望而死，没让加诸于姬昌的行为回到自身，也算救赎自己的罪孽，自此商朝正式灭亡。

周武王赶到鹿台时，用短剑击刺帝辛的尸体，并亲自斩其头颅悬旗示众。另有一百多个商朝的大臣贵族被俘。他们后来被带回周京，作为武王祭祖的人牲而被杀死，这点于商汤灭夏时有所不同。

第二天，武王在几个将帅的簇拥下，在商宫中举行了盛大的“受命”的仪式，登基为天下的共主。

但攻克殷都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更重要的任务是消灭东方的商朝残余势力。按照事先的方略，联军随即兵分四路，向东南方进发，去征讨商的残部和忠于商的方国。

剩下的商军由于后方根据地已经失掉，前方又处于敌对夷人的包围下，实为两面受敌，经过激烈战斗，也大部被击溃。史称周军驱逐商朝大将蜚廉（即后世传说中的黄飞虎）于海滨而杀之，可见战线已经拉长到了东海。

战争影响

牧野之战周武王大获全胜，被杀死的商人有十八万之多，被掳为奴隶的有三十三万，这么大的数量不都是军人，还有有大量的平民，周人还在商人的国土上大肆捕猎，虎、熊、犀牛、鹿等动物仅在武王名下就被猎杀了一万多头，并掠夺了大量的珠宝财物，仅佩玉就达到十八万块。

不到两个月内，主要的战斗已经结束。四月中旬。武王在商都建立祭室，向列祖列宗告捷。祭室的地点就选在牧野，正是这个地方，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大业。后来武王建都镐京，大封天下，与封神有异曲同工之意。

因殷商遗民众多，周武王并没有完全消灭商朝的残余势力，把商朝原领地的一部分作为帝辛之子武庚的封地，建立殷国，作为商朝的延续，就是后来的春秋时期的宋国。

商朝南征的军队也没有被完全消灭，周武王死后，武庚联合周室的管叔、蔡叔、霍叔发动“三监之乱”，最终被周公旦和周成王平定，商朝的残余势力才被完全消灭。

牧野之战直接导致商朝灭亡，周朝建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长达800年的周代统治（西周与东周）。周武王通过分封诸侯（如姜尚封于齐、周公封于鲁），形成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等级化政治体系，奠定了后世封建制度的基础。周朝以“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解释政权合法性，强调统治者需以“德”治国，这一思想成为后世王朝更迭的理论依据（如儒家“仁政”思想）。

商朝盛行的人祭、人殉制度在周代逐渐被废除，社会转向更注重礼乐文明的治理方式（如周公制礼作乐）。周朝通过分封和文化整合，将中原及周边部族纳入“华夏”体系，推动了民族融合与文化统一。商朝的甲骨文被周人继承并发展为金文，周代的《尚书》《周易》等文献保存了早期历史记忆。

战争评价

牧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先发制人的著名战例，也是中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周武王通过联合反对商纣的诸侯（如庸、蜀、羌等部族），并策反商军奴隶倒戈，体现了“攻心为上”的战略思想。如《孙子兵法》中“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均可追溯至此战的策略运用。

它终止了六百年的商王朝，确立了西周王朝的统治，为西周时期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牧野之战也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神秘的面纱。当时的记录下，帝辛尚不失为一个有严重缺陷的英雄人物，然而到了后世，“纣王”却成了荒淫无耻、残暴不仁的昏暴之君，被泼上了越来越多的污水。

与之相应，牧野之战这场“血流漂杵”的征服战争，也就成了吊民伐罪的反抗暴政的正义之战。在后世儒家的传说中，周军“前歌后舞”，没有杀一个人，没有流一滴血，商朝就自行崩溃，在人民的拥戴下，武王登上了天子的宝座，从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天下太平，当然这是后世为了歌咏武王的事业而作的粉饰。

牧野之战以少胜多，以5万人迎战数倍的敌人，关键还是在商朝军队不精锐，是奴隶、战俘组成，没有战心，对商朝的压迫也有反抗之心，所以才有临阵倒戈的情况，最终被周朝军队大败。商朝方面精锐军团东征东方，造成后防空虚，也是周朝牧野失败的关键因素，这也导致商朝无兵可用，只能用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军队作战，但在秦末章邯组织的囚徒战力却不容小觑，所以说关键还在于用人与组织。还有在鸣条之战中提到的殷商没有危机意识，在周朝军队已经到了牧野才反应过来，说明是很松懈，准备不足。在政治方面，商朝总体上是走下坡路的，加上帝辛亲小人远贤臣，诛杀亲近大臣，骄奢淫逸，不断发动战争，造成国力持续衰弱，诸侯叛离。虽然在某些方面帝辛不失为一个英雄人物，但在治国战略方面与周武王姬发有不小的差距，历史名人妲己的作用只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并非国亡于一人之说，只是后世喜欢用英雄难过美人关来粉饰很多失败的客观因素罢了，于是妲己成立替罪的牺牲品。

商纣王统治后期荒淫残暴（史载“酒池肉林”“炮烙之刑”），周代以礼乐制度取代商朝神权政治，推动社会向人文理性方向发展。周朝的天命观与德治思想成为儒家政治伦理的源头，影响中国两千余年的统治哲学。

周朝通过分封和礼制整合，初步构建了“华夏”文化圈，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基础。但周初分封虽巩固统治，也埋下诸侯割据的隐患，最终导致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分裂。

周人以“天命”解释政权合法性，后期被统治者滥用为维护**的理论工具。牧野之战被视为“有道伐无道”的典范，后世王朝更替常效仿此模式（如汉灭秦、明灭元）。

殷商因失民心而迅速溃败，成为历代统治者重视“民本”思想的历史镜鉴。

牧野之战不仅是一次政权更迭的军事事件，更是中国古代文明从神权政治向礼乐文明转型的关键节点。其影响渗透到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军事战略等多个层面，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